“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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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的思索与庄严

当代诗歌出现至今已近百年，在每个时代，它都一直孕育着心系忧患的诗人和穿越庸常的诗句。

所谓“中国现当代诗歌”，广义上讲，是上起，下至当下时段这百年来所出现的诗歌作品。

走过这沧桑的百年，穿越那参差不齐的诗行，我们不禁为那些幽深的情感和思虑所打动，它们脱去了格律的桎梏，却依然营造着诗意的氛围，展示着诗人们超越现实的情怀。在这一百年中，诗歌流派众多，早期的尝试派、人生派、创造社、湖畔诗派、新月派……近期的朦胧诗、第三代、荒诞派……都展现着不同时代的焦虑和躁动，不同时代的面对世界的情感与思索。

当我们用目光抚摸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郭沫若、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穆旦、北岛、顾城、海子……那些涌自于内心的诗句便一一浮现在他们的身后：郭沫若的狂放恣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戴望舒的深挚柔情―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北岛面向世界的置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海子对宁静的渴望―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这些句子，直达我们干涸久已的心灵，使我们再一次找到童年面对宇宙的新奇和庄严。人类，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思索与庄严，所以总会有一些我们珍视的东西，要把它们留驻在心灵深处。

诗歌，让我们与众生稍有不同。

黄金时代的浪漫忧伤

在诗歌的黄金年代，诗歌是人们的一种梦想形式，它一直陪伴在每个人身边，且在他们心中潜滋暗长。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上世纪80年代，当诗人顾城吟诵出这样的经典名句时，诗歌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当人们不再因为政治而湮没自己的艺术追求时，积聚在地下或民间的诗歌力量蓬勃而发，一大批青年诗人脱颖而出，成为了散发着芬芳、播撒着能量的梦想前行者。

那时一首诗可以使一个诗人名满天下。那时的我们，都曾为诗歌而活：黑暗与光明；白天的我和黑夜的我；善良的我与丑陋的我；热忱的我与冷淡的我。毫不夸张的说，那时的诗歌就在那时的人、那时的事和那时的岁月里。

海子，可以说是七八十年代涌现的这批名诗人中的一位天才，也是一位敏感的诗人。他在冥冥之中似乎预感到了随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诗歌的抒情会显得苍白无力；他似乎预感到属于诗人的，或者说体现于诗歌精神之中的想象与梦想将不见容于这个社会。

事实也是如此，当代诗歌到如今成为了一种相对尴尬的存在：它缺少了古典诗歌精致的格律美，不再被人们从蒙童时代便熟纳于心，随时引用，成就一种出口成章的悠然；诗的写作和阅读，越来越成为寂寞的少数人的行为；当代诗歌的自由体，使人怀疑诗歌到底是否还是诗歌，或者仅是一种占据着这个名词的新的物种。

追寻那渐远的身影，诗歌到底在哪里呢？

当代诗歌的无用之用

当今社会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代人充满智慧、聪明绝顶，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做梦的能力。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诗人。人们常常念及那些发光的名字，吟诵着他们的那些不朽的诗篇。但也因为诗歌是一种梦想的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诗歌在现代生活中遭遇着种种困窘，诗人也遭受到来自现实的挤压。

具体说来，应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今日诗歌风光不再：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对人的诗意情怀的侵吞与伤害；娱乐方式多元化造成的冲击；伴随诗的“载道”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淡化而出现的诗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疏远；在社会变革背景下，实用主义和物质至上观念弥漫于当今社会，诗歌因其物质层面上的“无用”而遭到社会和公众的普遍忽视。

但无论如何，诗歌依然是高悬于我们头顶的日月星辰，它抚平我们的忧伤，慰藉我们的心灵，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寄希望于更多好诗的出现，给我们以阅读的快乐和精神的提升；而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中的人，只要我们能够获得诗意的情怀，实现诗意的栖居，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在普遍庸俗、金钱至上的时代，那些继续寂寞地写作的人，一定是真正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