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战略中的出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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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英明决策，是文化强国的伟大战略措施，是新文化建设的改革大进军。在这场世纪性的国家宏大文化叙事中，作为文化建设排头兵的出版单位，应该有哪些认识？有什么举措？在举国上下大学习、大动员、大作为的时代潮流中，出版社应该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出版文化质的飞跃？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出版人面前的时代课题，谁也不能避而不答，谁都不能交白卷。
长久以来，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几代中国文化人，身受西方语境浸染，基本上接受了“以夷为师”的认识论制约和前置性心理暗示，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哲学思维解构中华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用西学概念谱系置换掉了中华传统知识话语体系，以至我们不少人陷于学术失语和范式迷失而浑然不知。在这种文化大时空背景下来分析出版的文化错位的悖论，才有可能切中肯綮。
出版界的最大悖论，在于文化核心价值与文化经济诉求的内在冲突。悖论是逻辑学术语。逻辑学把两种同时可以证明的矛盾命题称之为悖论。悖论的特征就是对立的双方，似乎各自成立，各自有理。悖论并不等于谬论。悖论随处可见。比如说出版社应该把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放在第一位，这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出版社作为文化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也是题中之意，因为牵涉到每一个出版中人的切身利益，更是马虎不得，闪失不得。孤立来看，都有道理。然而把它们视为水火不容，扬此抑彼，舍此求彼，就有违辩证思维了。
现实中我们不少人就存在这种思维缺失。他们认为文化是虚的，经济是实的，员工的福利追求是硬的，获奖书、精品书是摆着看，是填不饱肚子的。社长的任期目标有限，每一年的考核指标，利润增长是第一位的。说得学术化一点，文化要长期积累，非一人一任之可为、可达，而任职业绩考量是短期的，当下的，刚性的。这样就把出版人（尤其是社长）置于一种认识模糊和身份焦虑之中。获不获奖，原因复杂，可以理解，可以宽容，可以慢慢争取，而发不发得出工资、奖金，那可是天大的事。
这种现实悖论的认识论根源之一，可以归因于西方工具理性思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超前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的浮躁，市场经济神话的GDP崇拜等。这种悖论带来的常见现象，是不少出版社在开发市场与建构精品文化之间走钢丝，提心吊胆，两头闪失。或者是市场码洋上去了，“文字赤字”却放大了。出版文化单位的文化稀释折射出出版社反常的逻辑吊诡：重用一些非学术骨干的“市场能人”来执掌出版文化重任，结果学术文化的淡解就在所难免了，这就导致了文化发展繁荣的战略重担与出版文化能力的严重不相称。这种出版悖论的深层文化消极心理积淀，还有可能会对发展繁荣文化形成某种误读，出现某种不良倾向：口号化/政绩化，速成化/粗鄙化，泡沫化/空壳化。而这些，才是最大的文化伤害和出版危机。
出版的文化自责与自救
值此文化发展繁荣的历史机遇期，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宽度，审视反思以往30多年的出版文化工作，对发展模式、发展思路、发展成果作出清醒、理性的科学评判，理清今后和未来的发展，应该与过去30年有何不同，应该如何更新、创新。联系出版实际来说，应该对过去不同程度的文化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做一些厘清、评判、“祛魅”的工作。任何时候，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应该围绕这样三个“永恒之问”责问自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种文化自责其实也是文化自觉的启蒙：弄清自我，点亮自我，呼唤他者，友善他者，“执子之手，以子偕行”。
这样的文化自责，每一家出版社都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借此机会盘查自己的文化家底，从文化时空容量、人类智慧含量去检点区分迄今为止的选题库和本版书目，有多少是朝阳新生？有多少是夕阳老去？有多少是骄阳正中天？每一个出版中人，也都应该自省本身的智力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吐故纳新，排污拔毒，培根固本。作为一个社长，更应带领一班人，对建社方略，治社目标，考评方式，奖罚体制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是清理基础，蓄势待发的前期工程。接下来，应该更进一步，画一张本社的出版文化地图，建构自身的学术文化坐标系，明晰今后的文化目标价值取向。这就涉及一个“三摆脱”“三回归”问题：摆脱行政色彩浓、学术氛围淡，市场码洋硬、精品文化软，短期目标强、长期积累弱，进而使出版社真正实现回归文化，回归学术，回归精品，或者换一种表述：实现行政管理回归服务监督，绩效评估回归文化质检，岗位考量回归学术加权。
有自责，才谈得到自觉，有摆脱和回归，才会有自救和超越。这种自责、自觉和自救，不是我们凭空杜撰出来，而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决定，由出版改革的大趋势要求的。
众所周知，从文化思想层面来审视，近70年来，我们经历了两次思想文化的大解放：第一次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思想文化大觉醒；第二次是第一个改革开放30年，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大起步。目前第二个改革开放30年，将是第三次思想文化大解放，必将带来思想文化的大繁荣。为了迎接这第三次思想文化大解放，充分预计文化发展大井喷期的到来，出版人应该具备一个更加自觉的“三位观”：目前我社在中国出版文化版图坐标系中，居于何位？在这轮文化大发展战略布局中，我们应如何自觉占位，努力升位？“三位观”说到底是出版文化的定位和上位，它要求我们做一系列的“加减乘除法”。加法：增加学术文化投入的力度和速度，增加编辑力量、学习创新的强度和深度；减法：力减虚假考评、利润分解、包干指标；乘法：优秀人才（编辑队伍+学者团队+管理精英）×优质选题（朝阳、骄阳选题）×优化管理（“三只手眼管经营”：一只手眼盯国内外市场，一只手眼盯利好政策，一只手眼盯研发调控）=精品文化效应N次方。除法：排除干扰因素，剔除平庸，消极、疲软心态，根除垃圾、泡沫、虚假文化。这“加减乘除法”的核心，在于用时展学的眼光，过程发生学的思路，市场发力学的方法，激活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课题的最大解，化解它与出版文化的缺题理解的错位和“剪刀差”。
这一节所谈的“三摆脱”“三回归”“三位观”和“加减乘除法”，立意不在于玩概念，更无意于开药方，而是换一种视角和话语，提供一种自责、自救的讨论话题。否则流于老话、套话、空话，于出版何补？
出版文化的智库建设
为了使讨论更带有时代色彩，更有针对性，这里提出一个建构“出版文化智库”的当代命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本来就是一个“智库”，或者说应该是一个“准智库”。由于过去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的一度强势浸透，出版长期面临文化失落、学术失语的尴尬。智库意识的呼唤，智库价值的建构，智库功能的释放，它的根本意义就是建立出版文化发展繁荣的动力源和推进器。
让我们先来考察两种出版文化结构的美学效应图。
从品种类型结构来分析，目前大多数出版社的图书结构像一个正立的三角形：
如果从图书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学术价值来分析，这三类文化读物的影响力、作用力则恰恰呈倒三角形结构：
这就提示我们，出版文化的智库建设，侧重点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调整和变革。智库，首先是一个高端智慧群体的组织建构，其次是尖端智慧思想的碰撞、交流和集成，第三是卓越文化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人才+思想+产品，是智库构成的三要素。前面谈到的“乘法”公式，大抵也可看作一种出版文化智库的松散形态。当前，培养一大批敬畏学术，有学术情怀，精心编辑学术文化产品的编辑骨干队伍，发现、筛选、团结一大批拥有高深学术造诣、高尚学术情操、高质量学术文化著作的专家学者，形成出版社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储水池和学术思想文化的活水源头，是十分重要和急迫的。
出版文化智库的建设，有一个品位的测量表。社长的品位，编辑的品位，书的品位，出版社文化追求的品位，是其中几个测量点。曾有出版专家提出“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如果此言不谬，我看还应该有一个重要的补充：编辑是出版社的脊梁。社长能够立己达人是最理想的，而且，智慧也可以在草根，在民间，在学术团体。当下出版社学习型团队的建设更是首要任务。有能耐、有作为、有远见的社长，应该带出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管理团队。出版文化智库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如下的动态公式中：
创新智慧力>思想文化力>产业发展力
从本质来说，创新精神，头脑风暴，智慧生成和喷发，永远是智库的合法性存在逻辑。
综上所述，有定位才有定力，才有方向，有位才有为。在新的文化发展战略中找到自我发力的位置，才不至于迷失自己，成为时代落伍者。
（作者单位系接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