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很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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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成本上涨,但订单却难以增加。代工模式需要找到更长远的盈利点,这不是郭台铭一个人头疼的事。

2010年5月26日,深圳富士康破例开放厂区,郭台铭就接连发生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接受媒体采访。当天,身着白衬衣的郭台铭,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着额头上的汗,他不断地声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并表示有能力制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但事与愿违,悲剧继续上演,此后不久又发生两起员工跳楼事件。

重压之下的富士康不得不以加薪来回应社会的质疑声,在加工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这无疑是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雪上加霜的是,富士康早先押注智能手机,现在这一业务却并未带来预期的丰厚订单,伤脑筋的郭台铭该如何应对?

不得已而加薪

6月2日,深圳富士康园区公告栏上贴出了上调工资的公告,公告声称:基于物价上涨、生活费用高涨的现实,富士康集团结合企业整体经营状况,积极响应政府有关持续提升劳动者待遇的政策要求,对富士康大陆区员工薪资进行调整。作业员由原来的900元/月调升到1200元/月;作业员起薪高于900元/月者,上调幅度不得低于30%;线长、组长在现有薪资标准基础上调升30%以上。

6月6日富士康再次公告,宣布新的调薪方案:从10月起,深圳厂区考核合格的基层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将升为每月2000元。

一周之内,涨薪3成,深圳厂区员工薪水的增加幅度则高达66%,让人瞠目。这会为富士康的运营增加多少成本?有研究人士估算,目前,富士康在全中国约有80万名员工,其中约一半在深圳,新增薪水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增社保费用等,富士康每年大约要多支出50亿元人民币。

花旗环球证券对此做出评估的是,以员工加薪两成计算,可能造成富士康集团的母公司鸿海精密每季获利减少10%-12%,而加薪3成后,则会使鸿海精密每季获利至少减少15%-17%。

由于富士康在电子产品代工业中的老大地位,此次加薪在行业内“一石激起千层浪”,因惧怕带动效应,很多同行指责富士康此举“不厚道”。

与此相抵牾的还有富士康的供应商们。据悉,为了转嫁成本,加薪之后,多家供应商都收到了鸿海要求降价10%的通知,这对利润本就微薄的供应商们来说是不愿接受的。

加薪也导致了订单减少。因跳楼事件,部分客户已暂时中断了部分订单,这些全球知名品牌商,如苹果、惠普、戴尔等都是EICC(电子行业行为准则,由一系列的基本规范组成,涉及劳工和招聘、健康安全、环境责任、管理系统和道德规范等)委员会的成员,对员工权益保障有着详细的规定,对发生在富士康的多起员工跳楼事件,不得不做出回应。而富士康加薪后希望品牌商们能相应增加代工费用,而品牌商却正想以跳楼事件压低价格,双方相持不下。据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正为此进行谈判。

6月,在富士康深圳观澜厂区,一位来自河南的男孩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键盘抛光一组7条生产线只开工了2条,现在每周末他们都无班可加。

即便不是因为消除跳楼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富士康的加薪也势在必行。根据深圳市最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工人月工资不得少于1100元,于今年7月实行。此外, 5月底深圳关内、关外合并,关内、关外的最低工资将执行同一标准。

智能手机的难题

对郭台铭而言,麻烦不止于此。从年初至今,在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已累计下跌40%左右,远劣于大盘走势。多家投行陆续将富士康的评级改为“卖出”。

富士康2009年的财报显示,其收入为72.41亿美元,同比下滑22%;实现净利润3962万美元,同比大幅下滑68%。从2010年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富士康的经营压力还未解除,压力部分来自它对智能手机代工的押注上。

早在2008年6月的一次股东大会上,富士康总裁陈伟良就声称未来智能手机存在很大商机,当年富士康把智能手机工程师的薪金预算提高50%,同时陆续聘请了700至800名新工程师。而花旗银行最新的预测报告显示,富士康2010年智能手机的发货量为250万部,远低于此前的400-500万部的市场预期。

当全世界由传统手机向智能手机过渡时,富士康等手机代工企业却进入了困境。目前智能手机依旧维持着30%左右的高毛利率,苹果iPhone的毛利率更是高达50%-60%。有如此高的利润支撑,手机厂商将制造业务外包给代工厂的意愿并不紧迫。

智能手机厂商的策略大都是“小步快跑”,即开发出新产品后并不大规模生产,而是不断改进,推出更新一代的产品。因此,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都选择将新开发的智能手机放在自己的工厂里生产,而不是像原来一样外包给富士康代工。而智能手机市场增长迅速的宏达电(HTC),也选择在自己的工厂生产。

智能手机不选择代工厂的另一大原因则涉及技术问题。它不像笔记本电脑几乎全是微软的操作系统加上英特尔的芯片,其芯片有高通、意法、德仪等多种选择;操作系统则有微软、Android、Symbian等。这加大了代工企业的接单难度,因为不管选择哪一种,都要先交一大笔授权金。同时也导致智能手机厂商对制造环节的保密要求颇高,目前品牌大厂如诺基亚和宏达电,都将智能手机的制造视为最高机密。

目前富士康正努力开发戴尔等PC厂商为新客户。智能手机高额的利润吸引了戴尔、惠普等众多PC厂商投身这一细分市场,这些没有手机制造经验的厂商,更可能选择与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合作生产。

要在智能手机上获取更多的订单,郭台铭还需等待。

迁址求解?

订单不旺,同时用工成本日益提高,可能的求解方式是迁往低成本地区。这也是富士康以及很多代工厂奉行的“候鸟模式”。由于低成本地区急于吸引资本,通常还会得到税收等优惠政策。

2009年9月,为配套惠普新增笔记本生产基地落户重庆,富士康在重庆新建了工厂,现已完工并开始生产。

2010年5月26日,就在开放富士康深圳厂区并接受记者提问的当晚,郭台铭就飞赴四川,商谈在川建厂事宜。为此,郭台铭曾深情地表白:“我们要让8万名川籍员工回到他们的家乡工作,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富士康曾计划将其7成的产能转移到内陆,同时深圳厂区将逐步转型为研发中心。“转移到内地,普工工资就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如天津和烟台最低工资标准都是920元,武汉最低是900元” ,富士康一位研发人员透露。富士康人力成本最高的主要是普工,转移至内地将大幅缩减用工成本,加上内地便宜的地价、电价以及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如果一切顺利,不失为好的解决办法。

但如果转移不顺,内陆和深圳同时运作,短期内成本更高。同时,规模效应是富士康的最大竞争优势之一,但在订单不旺的时候,这一优势反而成为巨大负担。

迁址能解眼前之急,却无法纾长久之困。代工型企业如何寻找更持续、更长远的盈利点,这是郭台铭们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