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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大棒?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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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从出世那天起,就不得不面对众多质疑。有人问,保障房到底是保权贵还是保穷人?因为他们发现,经济适用房小区里停着不少奔驰宝马;有人问,盖保障房的大笔资金从哪儿支?地方政府可还指望着卖地赚钱呢;还有人问得更有趣,政府出手大搞保障房,相当于计划经济,住房市场化的改革成果岂非休矣?

看起来这是个永远打不开的死结。地方政府不能炒房,就没钱开发保障房;要放开地方政府炒房,那谁还傻乎乎地去盖保障房?这样的左右为难和内外纠结,使保障房一会儿是打压房价的大棒,一会儿又成了房地产调控的鸡肋

那么,保障房到底怎样定位才是正确的?保障房的开发主体是地方政府。因此,讨论保障房的正确定位之前,先要讨论地方政府的正确定位。

首先,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经济增长,这是所谓GDP政绩考核的核心内容。为了完成乃至超额完成任务,地方政府都热衷于做两件事:上项目和为项目找钱。对以经济增长为己任的地方政府来说,上马的项目最好能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显著拉动当期GDP。对于大额投资项目来说,拉动当期GDP的效果不言自明,因为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将全额计入当期GDP;二是具备经营可持续性,能自己养活自己,不会变成地方政府的财政包袱;三是最好能有效提升地方形象,如果一个项目既能生财,同时又是形象工程,那当然就再美妙不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很多地方的医院和学校奇缺,而当地政府就是不愿意建。医院学校建成后,年年都要拨款补贴,从政府财政的角度看是赔钱买卖;医院学校又没法建得高大辉煌,作为形象工程也力有未逮。

与之相比,“铁公基”就大不相同了。路修通后,马上就可以高额收过路费;漂亮的大桥和公路还能让每一位来宾交口称赞,对地方形象自然大有裨益。

所以,保障房建设只能由中央政府定出一个总计划,再层层分解派发到地方省市,以签订责任状的近乎强行摊派的行政方式来推动。保障房建设虽然投资额巨大,能够拉动当期GDP,但它是一种公共福利,不具备经营上的可持续性。对地方政府来说,它是成本,而不是利润。有谁愿意负担看不到利润的成本呢?

你看,地方政府虽然是政府,但它的思维方式是很不政府的,是很企业的。市长们不像官员,倒很像精明的钱庄掌柜,随时扒拉着算盘珠子,计算着自己金钱上的得失损益。赔钱的买卖没人做,这句话对企业合适,对地方政府也合适。

但是,地方政府企业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中央政府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不得不通过各种方法,逼迫地方政府承担起公共责任。既然当下房地产最热,民愤最高,那么保障房建设就成为最好的切入点。当然,中央政府也有另一层考虑,就是害怕地产投资跌得太快,希望保障房投资能够提供一个缓冲,以实现投资软着陆。

因此,保障房虽不是打压房价的大棒,却也不可能成为公共福利的鸡肋。中央政府决不会允许保障房成为有头无尾的形象工程。在现行土地开发制度下,土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会下金蛋的鹅,中央政府既然没要求分享金蛋,那么把这项重大公共责任“配套”给地方政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地方政府无论多么不乐意,两相权衡之下,还是会乖乖吞下去。毕竟,掺了沙子的蜜水仍然是蜜水。

不难预料,未来保障房将进一步与楼市切割。保障房的调控色彩将日益淡化,而公共福利特征会越来越明显。在保障房推行的初期,会有一些回归福利分房的杂音,但是在福利货币化的长期趋势下,福利分房迟早要退出。用公租房和廉租房为年轻人和城市贫民兜底,将成为保障房发展的主流模式。不过,各地人口和经济结构差异巨大,这一模式在具体推广中也会表现出种种差异,例如在外来人口很少的中小城市,公租房就毫无必要。

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免费午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连住房保障都不能让中央政府满意,又如何指望调控紧箍咒能松一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