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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廉.默温所译《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的后人文主义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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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默温的翻译版本出版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尖锐地批评默温,尤其针对该译文中“野蛮的政治正确”,其中包括默温身为捍卫动物权利者对打猎场景所采取的描写。后人文主义视角了人文主义者加诸文本之上的意图谬误,即依据人为中心的利益观念为文本强加意图,而非出于除人类中心以外的利益和考虑。

关键词: 《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 W·S·默温; 后人文主义; 动物权利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3-0047-05

作者简介: 罗艾琳,助理教授,英语文学博士,从事生态批评研究。

译者简介: 侯娇婴,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学与艺术传播研究。默温所译的中古英诗《高文爵士绿衣骑士》出版不久,艾伦·加纳(Alan Garner)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评论,严厉抨击该译本中的“政治正确”并称之为“十足的拙劣学问”\[1\]10。默温在前言中对连续三天打猎的场面所做的“时序错乱”的参考注释,被加纳视为默温身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对于打猎场景的反应\[1\]10。上述评论无意间触发了从非人类的动物权利的视角阅读和诠释文本的议题,此诠释视角越来越受到生态批评和后人文主义的关注。作为关注于动物的后人文主义理论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卡里·伍尔夫(Cary Wolfe)强调此视角的重要性。他指出此视角所关注的问题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伦理道德问题”的一部分\[2\]3。即使我们无法透过翻译诠释的方式,将隐涵于《高文与绿衣》一类的文本中先前所未知或不相关的意涵带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动物权利并非高文诗人所关心的内容。生态批评和后人文主义皆为较近代的论述,动物权利却不尽然。前两种理论的崛起部分源自后者的哲学和伦理传统。然而,新的理论大大地促使我们从历史和文本出发,将14世纪以中古英语写成的《高文与绿衣》置于动物权利的论述之中。我认为《高文与绿衣》的确面临动物权利的问题,并且高文诗人无名氏在文本中亦响应了当时对动物权的争辩。为证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对比默温的翻译与另外两个重要的译本,此举可以说明默温之前的学者就已经把《高文与绿衣》中连续三天打猎的场景理解为暗中对于为了食物或娱乐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狩猎及残杀动物的质疑。

在其对默温所翻《高文与绿衣》的评论中,艾伦·加纳强调翻译文本不能失去原著作者的“原始口吻”(primary tongue)下的词语意义的重要性。柴郡(Cheshire)—— 英格兰西北部地区,北至兰开夏郡(Lancashire),南抵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是学者们认为用来书写《高文与绿衣》的中古英语方言的发源地\[3\]284。作为柴郡本地人,加纳对该地的语言和地理了如指掌。他听着柴郡方言长大,而该方言亦源自于《高文与绿衣》中无名氏作者所使用的中古英语(以下简称高文诗人)。因此,他对《高文与绿衣》有独特而地道的认识与理解,不论其他外地学者拥有多少语言学、文本和文化学术知识,都无法与他匹敌。加纳写道,不管谁“着手”翻译《高文与绿衣》都应当熟知高文诗人所使用的语言。加纳承认,默温背离该方言,是身为一位北美诗人权衡后的决定。加纳指称默温“把该诗,逐字逐句地,转变成我所理解的英语”\[4\]xix,但是,加纳并不接受此种做法。他宣称默温的翻译是平庸之作,刻画了“一个美国乡巴佬而非一位英格兰北部奔宁人”,并创造了“一个无精打采的高文”,毫无“骑士风骨”可言。

加纳对默温的批评很难被驳回,身为评论家的他坦言,翻译《高文与绿衣》的任务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的视角”,加纳的确拥有权威,可以做此论断。加纳在中世纪英语文本翻译方面享有高度声望,他也是最负盛名的青年文学作家之一。但不合理的是,加纳指责默温的翻译是将原文本置放于“错误的时代”,而这批评源自于加纳将默温对连续三天打猎场景的翻译视为“就像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那样的回应。对此我们可以反驳说,动物权利在高文诗人时代就确已存在,而且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诚然,在中古世纪相关的内容还未进入主流论述,但如何对待动物和动物与人类关系的问题,在中世纪英语文化和社会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个层面。高文诗人倾尽几乎其诗的四分之一,以极尽自然主义的语言,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追逐、引诱、戏弄、刺激和猎杀一头鹿、一头野猪和一只狐狸的细节,并且从动物的角度来呈现这些经过——它们的恐惧与它们的痛苦,也展现了波狄拉克爵士(Sir Bertilak)及其随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这些都显示出高文诗人意识到其所处时代中,人们对以取肉和娱乐而猎杀动物的争论,并强烈地响应此议题。

在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的动物权利现代经典之作《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的续集《为动物辩护》(In Defense of Animals)中收有一篇文章:《动物辩论:再一次审视》(“The Animal Debate: A Reexamination”)。作者保拉·卡瓦列里(Paola Cavalieri)坚信,西方社会的动物权利之争是一场令人肃然起敬但也四面楚歌的战争。现在发现,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认为非人类的动物是具有意识的。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即教育人们,正义施行的范围应该从人类如何对待他人,延伸至人类如何对待非人类\[5\]55-56。公元三世纪时,希腊新柏拉图派思想家波菲利(Porphyry)再次肯定了当时反对动物祭献的争论,他论辩道,非人类的动物并不是人类这种动物的附属品\[5\]58。此思潮却不被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认同,亚氏对世界的理解与色诺克拉底和毕达哥拉斯学派(the Pythagorean School)截然相反。亚氏的等级制度框架将宇宙置于生物间“本质的不同”来解释,而非以生物间的“相似性”来理解宇宙,进而合理化杀害动物的行为\[5\]57。亚氏的思想促进了残害动物的行为,然而,到公元17 世纪后,笛卡尔(Descartes)荒谬不合逻辑的论断激发并促使这种想法更坚不可摧地主导了一切。笛卡尔当时认为,动物非但没有掌握语言,而是根本不具备语言,因此动物没有感知觉,此想法为动物活体解剖和工厂化经营农场铺就了道路\[5\]58-61。但在前文艺复兴时期,此类的思想还未被写入法典。文艺复兴前期时代,最伟大的动物权利倡导者之一,便是亚西西的方济各。中世纪史学教授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基》(“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一文是对方济各进行的世俗评价中,最受认可和推崇的一篇。在公元11 和12 世纪的僧院传统之中,自然被视为人类道德教育的工具,用来教导人类互动:蚂蚁被用来“对懒散(之人)进行说教”,火是“(人类的)灵魂与神结合的动力之兆”\[6\]24。但在方济各看来,自然世界不是踏脚凳,而是与人类有着平等的关系,“蚂蚁兄弟和火焰姐妹”和“人类弟兄”之间是一种“神主宰的万物之民主”的关系\[6\]24。怀特因此将其称为“基督教历史上自基督后最伟大的激进者”\[6\]24。

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英格兰作为基督罗马的前沿阵地,在公元5世纪时被日耳曼航海家侵占。随后,于公元6世纪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到达肯特郡,来“重启”基督教\[7\]A90。在公元11世纪时,又遭到盎格鲁诺曼人入侵。那位“见多识广且温文尔雅”的高文诗人\[8\]200或许从中世纪拉丁文和英语宗教作品的广博知识中得知方济各及其所启迪的思想。也许,他还熟悉当时的动物权利条例以及议会和英王室颁布的一系列以期遏制虐待动物行为的法案、条例、、训令、章程和其他规定。这些规定包括限制或禁止斗熊、斗牛、斗鸡、捕鱼、捕鸟、利用老鹰捕猎、赛马以及各种打猎。虽然这些禁令并没有全然消除用动物来取乐的行为,但也削弱或压制这些取乐行为,甚至由议会制订永久性法案禁止此类“消遣”。这段历史尽管直到近期才得到应有的关注,却反映了有关动物权利的争论由来已久且相当活跃。因此,加纳所持的《高文与绿衣》并未传达有关动物权利之争的判断也就缺乏些许深思和熟虑。身为生态女性学者的莉萨·J·凯泽尔(Lisa J. Kiser)的论断极具说服力。她指出,与高文诗人同时期的杰佛利·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中世纪文学作品——《百鸟议会》(Parliament of Fowl)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限度、人类表达世界的尝试、人类多样的世界观和“最为重要的”自然如何被各种中世纪传统理论化。

在《高文与绿衣》一例中,对比默温的翻译与早期两个被广泛接受的权威版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默温之前,那些也许对动物或环境权利问题毫无兴趣的学者和受到高度景仰的中世纪研究的专家对原诗故事的翻译,远比默温的版本更能体现高文诗人对动物权利问题的意识和响应,并隐而未显地倡导动物权利。这些学者中包括布莱恩·斯通(Brian Stone)和玛丽·博洛夫(Marie Borroff)。斯通的译稿于1959年首次出版,并于1972年全面修订。斯通的译文是根据J·R·托尔金(J. R. Tolkien)和E·V·高登(E. V. Gordon)文稿的第二版(1967年)及伊斯雷尔·戈兰茨爵士(Sir Israel Gollanzc)的译稿(1940年)而来\[3\]286。玛丽·博洛夫的版本(1967年)则是从原始的中世纪手稿直接翻译而来,手稿现存于大英图书馆,编号为MS Cotton Nero A X\[7\]161。而默温的译作依据的则是托尔金和高登较早的标准版翻译(1925年)\[4\]xi。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名为卡米洛(Camelot)的神秘国度,它的国王阿瑟王(King Arthur)和国王的骑士们,包括故事的主角之一,高文爵士。我们也认识了故事的二号主角,半人半神的异教徒人物——绿衣骑士。后者身躯硕大,从头到脚一袭绿衣,连皮肤也呈现骇人的绿色,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出现在卡米洛王国圣诞夜的庆典上。高文接受了绿衣骑士所提的互砍头的挑战。高文用他的剑将绿衣的头颅从肩上砍下,绿衣骑士却立即把他的脑袋从捡起来,完好无损地装回去。而现在高文只得接受对方的那一砍。他们的协议是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在一年以后相见,也就是第二年的第一天来兑现交换砍头的约定。

《高文与绿衣》主题的起源——砍头游戏——在法国传奇文学作品和(前基督教时期的)凯尔特神话中都有所见。该主题可溯源至更古老的原始繁殖仪式,“冬天的牺牲以确保春季的回归”\[3\]284。标准版的记述告诉我们,这个仪式是被高文诗人所“合理化的”\[3\]284,\[8\]200。鉴于对全球变暖和除人类以外的物种减少的意识日益高涨,与此议题相关的文学和环境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大量出现。如果以此来考察上述有关高文诗人和仪式“合理化”的论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反驳:高文诗人并非将神话合理化,而是察觉到他所在的时代,大片非人类的绿地及其非人类物种数量的衰减,更进一步深入批判地对待神话而已。到此时期,英格兰的人为砍伐林木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当地的动物,鹿和狐狸,两者为《高文与绿衣》第三部分中三种主要动物中的两种,尚能存活,因为它们能适应因着人类的出现而被人类逐渐主导并塑造的环境。

第二部分接近尾声时,该诗叙述道,严寒冬日,在偏僻却依旧林木繁茂的英格兰郊区跋涉了数周后,高文精疲力竭,又冷又饿,忽然间,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座城堡出现在他面前。它看起来是那么不真实,就像一个梦幻,一个精心雕琢却也弱不禁风,一碰就破的骗局。它看起来“就像用纸裁剪成的”(默温 800-802行),“一幅纸模型的样子”(斯通802行),“一座为了国王的宴会而裁剪的纸城堡”(博洛夫802行)。慷慨大方的城堡主人邀请高文爵士到其城堡(欧德赛)休憩,城堡主人即我们所知的波狄拉克爵士,也是伪装之下,半人半神的绿衣骑士。第三部分讲述到,高客城堡的三天,趁波狄拉克爵士外出打猎之际,城堡的女主人试着引诱高文。学者们告诉我们,从《高文与绿衣》全文来看,第三部分的引诱场景代表的是对高文诚实或者“真实”(trawpe)的测试,而诚实一向被视为首要的骑士精神\[9\]179。评论中未提及的是,文中所叙述高文与女主人在宁静、安逸的城堡内进行的约定交换,明确且清楚地衬托出城堡外进行着更重大的交换:诱猎和屠杀动物时尖锐、刺耳的声音。斯通和博洛夫所描写第一天打猎活动中,被捕获的鹿的恐惧以及被追逐及杀害的动物们,与默温的翻译在激发动物的不安方面异曲同工。就在这第一天的清晨,随着猎人和他们的猎犬的“第一声呼喊”,“野生动物们都不禁战栗起来”,吓得“惊慌失措”(斯通1150-1151行)。博洛夫写道:“在开始捕猎的呼喊中,猎物们颤抖起来,惊吓得茫然不知所措”(1151行)。默温则叙述道:“从它们听到捕猎开始后,野生动物们就惊恐不止”(1150行)。尽管默温的叙述抓住了猎人步步逼近时鹿的惶恐,他也使用了博洛夫用过的“惊吓得茫然不知所措”去描写鹿(默温,1151行),整体而言,他的语言已经不那么尖刻地处理文本中所隐含的道德约束,这使得文本打猎的场面成为一种以取肉为目的的运动。

但在1319至1324行间,非常罕见地,默温的语言却比斯通更有力地指向动物权利论争。然而,默温的语言与博洛夫相比,又温和了许多。斯通是从以戮杀动物为乐的人类角度来描述大规模屠杀鹿群的场景。至夜幕时分,“如此之多的‘鹿儿们’已被‘波狄拉克’所害……这里一只雌鹿,那里又一头梅花鹿,可真是爽极了”(1321-1322行)。博洛夫的选词却表达了对群鹿利益更深的同情:“他(波狄拉克)猎杀的数量已经如此巨大,夕阳沉下时,这里一只雌鹿,那里一头梅花鹿,足以让人头晕眼花”(1321-1322行)。默温的用词几乎不能被当成加纳所谓的那种,具有煽动性的动物权利主义的修辞。类似善待动物组织(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PETA)这样的机构就不会把它作为鼓动教材。默温只是平静地写道:“到太阳下山时,他(波狄拉克)已经杀害了这么多/雌鹿和梅花鹿,多到他们都数不清了”(1321-1322行)。默温的语言风格可以说足以令谙熟博洛夫和斯通译本的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大失所望。与他们二者相比,默温的译文尚不能完全呈现斯通和博洛夫的翻译中贯穿《高文与绿衣》的动物权利论调。

在描写一头野猪被捕杀的场景中,斯通的修辞比默温的曲言法(litotes)更带有保护动物权利的论断。野猪被“无休止的敲击殴打着”,被人类猎食者“驱赶着,面临崩溃”。波狄拉克先是允许并鼓励他的部下连续几个小时围追野猪,之后,最终亲手给了野猪致命的一击,这时,野猪的“心”已被“粉碎”(1594行)。默温则将野猪最后的苦难,以相对冷漠、中立的术语描画出来:“径直把心脏切了开来”(1594行)。在描写打猎第三天时猎杀狐狸的场景,斯通的解读同样将《高文与绿衣》译作对抗英格兰十四世纪时有关于打猎动物和围猎之争的文本。斯通的译本含蓄地将狐狸的身型、毛皮和躯体比作拂晓黎明和血红的太阳,从而传递出的论点就是,因捕猎动物而岌岌可危的,是我们正在猎杀和毁坏的这个世界本身,还有我们的太阳兄弟和土地姐妹。但默温仅只是告诉我们第三天的清晨被“红日”(1695行)笼罩,语言少得让我们都无法证明,高文诗人是将太阳和世界全体与随后的浴血杀戮和狐狸的红色皮毛做对比。默温和斯通都间接提到了“列那”(Reynard),此名称用于野兽寓言文学中,对英格兰狐狸这一物种的通称。他们都在文中明确提到了一次这个动物小说中的角色,就是把《高文与绿衣》中(高文诗人亦是如此)被猎获的狐狸称作“列诺”(Renaude) 。斯通的译文,更进一步将打猎第三天早上的太阳与那只狐狸对比:太阳“以其炫美”晕染着清晨“层层迭迭的云朵……一把抹去上空的乌黑”(1694-1695行),而狐狸,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猎人取走性命。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的《鸡谈》(“The Nun’s Priest’s Tale” ) 一篇中提到英格兰种的狐狸,并将列那首次介绍为“聪颖的狐狸”(“colfox”)(395行)或是一种四肢末端有黑色条纹的狐狸。斯通的翻译,狐狸与太阳被相提并论,狐狸以其迅捷的行动和毛皮的色彩为大地驱赶夜的黑暗;黎明时刻,她深色的躯干焕发出光彩,像是被点燃一般。最蔚然壮观却又只是转瞬即逝的太阳划过的拂晓的描写,同时也是在她有生之时对她躯体的刻画,她那么贴近周围的世界,已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她用她的爪子和尾巴摩挲着大地,也被大地抚摸。数小时之间,她便会死去,缓慢地、痛苦地、惨不忍睹地。她的身躯会被追赶她的猎人们撕裂,她的毛皮将被她自己的血浸染,她的死亡也将会因一场人类谋划的以非人类为猎物、依人类喜好变化的狩猎而变得可鄙不堪。

《高文与绿衣》是一部富于想象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十四世纪在英格兰被捕猎、被挑衅、并被杀害的三个物种的处境:鹿,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一种被视为高贵的兽类动物\[3\]285以及野猪和狐狸。这样的响应,以全诗第三部分三次打猎场景的形式呈现,并尖锐地刻画出这些动物所承受的痛苦。其中的反英雄人物,绿衣骑士,在诗的一开始,被刻画成一个半人半神,并被赋予一个易怒、难测且控制欲极强的形象。他胆大无畏,主导、影响着卡米洛阿瑟王的宫廷,他还具有再生的能力。后来,我们还了解到他可以虚构整个领地,变换他的形象(成为一个人形的波狄拉克爵士),并导演了一场动物屠杀,从而削弱把高文爵士与城堡女主人(在卧室一幕)的对话当成信赖同类的道德教育的说法。然而,在诗的结尾,这个在非人类的绿色世界里的强势人物被描绘成已经开始逐渐退去,淡出记忆的形象,只在故事传说的世界里赖以存活。叙述到此表明,是卡米洛王国继续执掌英格兰的社会和文化,而不是绿衣骑士和他的小教堂以及绿色世界的教堂。

绿衣骑士,一个因绿色世界而存在,只活在绿色世界中的人物,在高文诗人所处的十四世纪已经被边缘化。第三部分中对三种英格兰动物的描写——他们的生命和死亡——也正是高文诗人有意识地要记录下,这些动物和它们渐渐消逝的世界。《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见证了一段波澜不惊,却也足以令人信服的人类与其动物同类不平等的历史,诗人的语言表达了对后者超常的敏感。默温的翻译传达了此意图。该诗的另两部标准、权威翻译版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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