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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绕”下去了(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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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朋友误以为我是专门研究现代艺术的,好些画展的主持人还寄来请柬,希望我能对许多实际上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的现代艺术发表意见。其实,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人”,我的本意只是想借个话题对自己这些年来纷乱的思考作一点清理——还远不是认真的清理。

我感到需要“清理”主要源于这样一种经历背景:身在此山中,有时却不知山为何物;一旦置身域外,一只跳出井围的青蛙蓦然被各种新信息的大海所淹没,被单一所扭曲的人格心态很快又被庞杂扭曲了。比如,什么叫“现代观念”就是一个把我搅得糊涂又糊涂的问题。我一度和许多人一样认为:一些无人说过、让人费解的玄虚之辞,就是“现代观念”。只要运用了“意识流”“情节淡化”“无标点符号长句”等新巧手法、形式,作品就有了“现代感”。基于这一类糊涂便派生出另一“档次”的糊涂:我们在海外求学的文科学生,常因很快学会在自己的读书报告里堆砌许多新术语而自鸣得意,然而冷不防间却又被导师或同学的一类评语当头棒喝:用玄虚高深的理论术语去重复一个实践中肤浅简陋的命题。这才发觉,自己的思考仍在原来的思维范式里踏步。渐渐,在许多学术场合也发现,我们中国学生、学者常有意无意地忽略问题的大前提,在大前提远未论清的情况下便做起“大块文章”:在一些本来还糊涂的概念上“绕”出许多堂而皇之的“理论成果”。“绕”功虽高,却是“信息量等于0”。我以为这一类的学术性格、思维习惯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心态。记得有一回讨论“中国通俗文化”,合作此书的三位美国学者详细介绍了他们各自对“中国”、“通俗”、“文化”三个基本概念的不同界定和相互整合的过程。我当时很惊讶:“这三个日常的、基本的概念,难道还值得如此费力地去界定么?”按“我们的”惯例一定会作“大而化之”的处理的。答曰:“正因为‘基本’,才需要明晰。不同的‘基本’理解,可以作不同的立论。‘基本’不明,怎么讨论呢?‘基本’不能讨论,后面能做什么文章呢?”

这一席话确使我茅塞顿开。其实,什么是“现代的观念”?现代艺术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或者说,它最值得我们珍惜、汲取的是什么?在今天我看来:现代主义艺术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形式的、术语的、技法的意义,而在于“思想”。即对宇宙间普通的、司空见惯的、已成“真理”、“公理”、“惯例”、“基本”的那些东西,在别人说过千万遍的话题,换个角度重新去看——“现代观念”者,便是重新面对“基本”问题,在“基本”问题上重新发言。

细细想来便可发觉:今天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多越搅越糊涂的问题,并不在于缺乏花巧的理论名目和多变的实践对策,而是我们已习惯于在“基本”不清的情况下大做文章,或在“基本”不能讨论的态势中强做文章。有时并非刻意欺世,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直面基本问题”的能力。多年来的政治动乱造成的文字敏感症和政策多动症,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在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掌握了一样万能的“糊口”法宝——“绕”。绕着说,绕着写,绕着想,绕着干,形成中国知识分子以“绕”为特征的思维范式和文化心态,以至把绕出来的糊涂帐真诚地看作客观事实本身、理论“原生态”或真理本身了。

多年来,“绕”的思维积习已经使整个知识界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怪圈”——“大前提”不清的各种论争,像打摆子一样阵发性地困惑着文化思想界;理论批判的出发点常常竟然变成理论完成的归宿点——这才是一场真正深刻的危机。

从“文化热”到“《河殇》热”,再到“新权威主义热”,就是顺手拈来的例子。“文化热”,本来是一场富于现实感的讨论,但却为了稍稍把思路绕大点,让沉重的现实话题在文化上“软着陆”,以避开过于敏感的现实社会、政治话题。一“绕”之下,诸“热”纷起。知识界忽然众口一辞,似乎以来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真的成了“文化问题”。“”与“”的前因后果都得归咎于孔夫子或秦始皇了。《河殇》一热(《河殇》自有独特价值,这里不提),便把“文化问题”简化为“土黄色”与“蔚蓝色”的文明光谱问题。“三十年”隐去了,“一百年”淡化了,突现于观众眼前的是感伤而玄虚的“五千年”。“五千年”成了“文化热”祭坛上的羔羊。随后“新权威主义”、“开明专制”等“理论建树”又热热闹闹行动起来。本文无意细加“臧否”,只略略感到“汗颜”: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为发端的“文化热”,最终绕出个建立“新权威主义”的“文化实绩”。这个圈子实在“绕”出了经典性的悲喜剧水平:弯弯绕的“文化热”导出了一场精神的“理性倒退”,退回到“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之前。

——不要再下去了!与其殚思竭精地用精妙语言为“开明专制”架构“新权威主义”一类的理论营垒,不如还原一点“知识分子”独立、自尊、批判、理性的属性,以同样的聪明去对被自己绕糊涂的众多“基本”前提作一番认真的清理,问一问:哪些“基本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该怎样重新面对“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