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须绷紧反腐这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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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位叫温特斯的教授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因问题世界银行发放给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贷款中，有1000亿美元被挥霍了。虽然世界银行对该学者的研究数字不以为然，但其发言人米尔弗顿承认一些国家对世行发放的救济贷款存在严重的滥用现象，并且该行至今已经查出10起贪污贷款的案件，一边是贫困人群在贫困中挣扎，一边是来自国内外的救济援助资金被少数人挥霍浪费。不是吗?一些贫困县领导挪用扶贫款为自己盖洋房、买汽车，一些扶贫办主任靠贪污、私分扶贫款先“富”起来，可以说腐败问题直接影响了扶贫的效果。

象织金县扶贫办组织实施的商品鸡养殖项目，当地的报账资料显示，这一项目共计投放鸡苗19万多只，报账金额为96万多元，其中珠藏镇牛硐村等4个乡镇74户农户得到鸡苗2.84万只，但审计部门对珠藏镇牛硐村等4个乡镇74户农户调查后发现，他们实际得到的鸡苗为1.25万只，相差1.59万只，虚报鸡苗数占报账数的比例高达55，9％。还有该县搞的黑山羊养殖项目，要求提供的黑山羊单只体重必须在15公斤以上，而扶贫办投放给农户的羊，体重多在10公斤以下，还有5公斤的小羊，又因为培训及技术服务跟不上，这些羊的死亡率也很高，投放到三塘镇地僳村的205只羊，一个月内就死了83只，投放到三甲乡箐脚村的400多只羊，最后存活的只有一半。

这样“扶贫”的结果是苦了老百姓，肥了“扶贫官”。据调查，杨厚云，安德学等人，不但在扶贫项目上坑害农民，还通过虚开发票、假造文件、少支多报等手段私分扶贫款，仅2006年10个月，这些人套取的农民工培训费等专项扶贫资金就达20多万元，此外，杨厚云个人涉嫌贪污扶贫款1.5万元，受贿1.2万元，涉嫌私分国有资产40多万元；另外，他本人还有2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个小小的扶贫办主任，竟然聚敛了如此多不明财产，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按说，组织，人事部门在选拔扶贫部门负责人时所要求的道德标准肯定更严些，对贫困群众有真切的感情，能够廉洁自律，但是，在现行的政府扶贫机制下，光靠官员的洁身自爱往往是靠不住的。

著名杂文家刘效仁认为，当下扶贫运作机制的缺陷之一即是，手握资金分配和管理的大权，却自己监督自己。象织金县，国家每年下拨给该县扶贫资金上千万元，再加上一些扶贫贷款基金项目，不能不说是一块大大的蛋糕，扶贫办既是扶贫的组织实施者，又是项目的监督者，左手放钱，右手监督，权力缺乏起码的制约，想不腐败都难。

缺陷之二，扶贫对象涉及千家万户，信息严重不对称，为暗箱操作预留了腐败空间。许许多多厚道的农民对于国家扶贫资金和项目本来就心存感激，很少有人会对发放钱款的多寡产生怀疑，也为无良的扶贫官员上下其手提供了“群众基础”。虚报冒领，以少充多，以劣充忧，就成为一些扶贫机构的惯常手段，

缺陷之三，上级监督空置，社会监督空缺。一些项目单位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甚至是把扶贫献放下去作为管理的终结，以至于项目验收大多走过场。不了了之。尽管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也有，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的检查，监督制度。”“凡转移、挪用，拖欠、挤占扶贫资金的，必须如数追回，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凡贪污扶贫资金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相关规定，甚至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社会有关方面加强监督，把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但缺乏细则，缺乏可操作性而被束之高阁，由于责任追究制度缺失，就助长了有关官员的贪滨行为。

如何防止那些本应该流向弱势群体的“血液”再被少数“硕鼠”吸光呢?我国学者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大对扶贫过程的监督，减少“扶贫办”的权力，让实施扶贫项目和监督分开。即扶贫办不负责扶贫项目实施，只负责扶贫项目监督，并借鉴外国经验，让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的扶贫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