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资源:收益、成本与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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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界定“首都资源”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两方面分析首都资源对首都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从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个角度探悉首都资源利用过程中所引发的成本和代价，进而探讨最大限度利用首都资源比较优势提升首都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城市发展战略。

关键词：首都资源 收益 成本 比较优势

“首都资源”可以定义为基于首都城市功能的本质与特征而产生的，对首都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产生基础性、导向性、持续性广泛性影响的诸要素的集合。但在理论界，我们至今对“首都资源”还缺乏实证性和系统性的研究。

本文尝试从成本一收益的视角，分析“首都资源”对北京市城市竞争力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论证在目前的行政组织模式下，“首都资源”的维持和利用首都城市所担负的“高额成本”。基于成本一收益的对比，探讨首都城市如何优化行政组织模式，提高组织效率，在降低“首都资源”成本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利用好“首都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首都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一、“首都资源”的贡献分析

评价资源的贡献一般主要涉及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本文也主要从经济贡献和社会贡献的视角分析“首都资源”合理利用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外部收益。

1、经济贡献

我们主要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来分析首都资源的经济贡献。

第一，在经济总量上，“首都资源”拉动北京市经济快速发展。这种“拉动效应”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中央直接投资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05年中央投资额为3,643,000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23.67倍。中央大量的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首都资本存量，带动经济快速发展。按增加值计算，2005年中央单位创造增加值2，644.7亿元，比上年增长12.3％，占全市GDP的比重38.4％，比2004年上升0.7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81.6亿元，占全市第二产业的比重23.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163.1亿元，占全市第三产业的45.4％；从企业创造利润看，2005年全市中央企业利润总额2,258.1亿元，占全市企业利润总额的70.9％，其中第二产业236.6亿元，占全市第二产业的49.2％；第三产业2,021.5亿元，占全市第三产业的74.7％。据初步核算，在18个门类中(除第一产业)有10个门类中央企业利润总额占比超过50％，有6个门类超过70％。中央直接投资对北京市经济起到了直接的带动作用。

2)基于首都优势，“总部经济”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截止2004年底，在北京落户的跨国公司总部有35家；在北京市设立的大型投资性公司有39家，占全国投资性公司总数的60％以上；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达到189家。世界500强中已有185家企业到北京投资，其中7家在北京设立了地区总部，293家在北京开办了办事处，105家设立了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在京的大型企业集团总部有63家，金融企业集团41家(不包括证券公司)。截至2005年底，在京中央企业和科研院所1.1万家，占全市法人单位数的4.4％；吸纳的从业人员134.2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19％；资产总额达16.8万亿，占全市资产总量的77.7％；实现增加值2,284.4亿元，占全市GDP的37.7％。“总部经济”对北京市经济增长也起到了直接的拉动作用。

3)依托首都位势，“诱发性”的民间投资对首都经济发展的带动。基于首都的区位优势，中央投资进一步诱导民间资本的投资行为，并形成产业聚集。据统计，目前北京市的投资主要积聚在五大产业，根据资本存量依次为a)基础设施产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环境及水利等公共设施产业；b)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c)金融产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领域；d)文化产业，涉及广播、电视、电影及音响、文化艺术产业、新闻出版业、娱乐业和体育等产业部门。e)教育和科研领域，涉及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专业技术服务和技术交流等领域。从产业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北京市可持续发展所依托的要素聚集效应已经发挥作用，从传统意义上中央政府“权利作用”下的要素“行政聚集”转变成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和利益驱使所形成的“市场聚集”。一依托首都资源优势产生的民间资本聚集，对首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带动作用。

第二，从结构上来看，“首都资源”带动北京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可以从两方面表现出来：1)首都优势推动中央企业的结构优化。2005年中央单位第三产业创造的增加值为2,163.1亿元，占总量的81.8％，占到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5.4％，比上年增长16.5％，比全市第三产业增速高3.5个百分点，对全市GDP的贡献率41.5％，占全市第三产业贡献率的57.2％。其中金融业增加值722.9亿元，占该行业总增加值的86.4％；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130.8亿元，占76.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268.4亿元，占66.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227.2亿元，占65.5％；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增加值175.8亿元，占51.4％。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209.8亿元，占全市该行业增加值的32.1％；教育增加值141.3亿元，占44.8％；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增加值41.1亿元，占35.4％。实践表明，中央单位的投资带动了北京市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产值从1990年的38.8％上升到2005年的69.2％，第三产业已经北京市目前的支柱型产业。2)首都优势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获得大发展。从1999年以来，北京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2005年，北京市高新技术产值近2,500亿，特别是电子与信息产业以及光电一体化产业发展迅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0％。高新技术产业正是依托于首都资源的平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结果。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高新技术产值占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不足30％，发展潜力巨大。可以进一步发挥首都的区位优势，打造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带动结构性调整和拉动经济增长。

2、“首都资源”的社会贡献

“首都资源”的社会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具体的方面进行分析。一是“首都资源”是否有利于提升城市基础建设水平；二是“首都资源”是否有利于北京市创新机制的培养；三是“首都资源”的利用是否有利于北京市的就业与福利。

第一，“首都资源”客观上促

进了城市基础建设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反映，同时也是城市居民生活福利的最重要的指标。2005年，北京的城市化率已达83.62％。十五期间，北京市累计完成城市基础设施投资2，260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了63.5％。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全市固定电话用户950万户，主线普及率为62.3线／百人；移动电话用户1,470万户，普及率为96.3部／百人；有线电视用户达282万户，有线电视入户率为64.1％，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99.99％；北京市网民数已达到428万，占全国网民总数的3.9％。道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无论公用设施的覆盖面还是设施的质量，都居于全国前列。目前北京市基础建设供给已经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方便、安全、舒适、快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第二，“首都资源”带动北京市的“创新体系”建设。创新依托于人才。2005年北京地区拥有高等院校89所，科研机构350所，有科研活动的单位数目6,481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有254家，居全国第一。在科技活动人员方面，高等院校拥有科技人员46,171人，科研机构拥有人员103,139人，企业拥有科技人员224,217人，其中大中型企业科技人员58,166人。北京市的人力科技资源占全国科技人才资源的9.24％，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高校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人员数量高居全国第一，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北京每10万人中，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1.7万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北京两院院士有706人；北京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研究生院，三分之一的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北京培养的博士后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2005年中央单位科技活动经费筹集461亿元，占全市的61.4％；按有科技活动的单位计算，中央单位平均每单位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146.6人，是北京市地方单位的6倍多。首都所依托的人才优势推动了北京市的“创新体系”建设。

第三，“首都资源”的就业和福利贡献。依托于首都优势，北京的就业岗位需求量十分巨大。2005年在京全部法人单位中，中央单位占10,922个。每单位平均吸纳就业人员119人，是地方的5.5倍。2005年全市各行业每万从业人员拥有专业技术人员2,837人，其中中央单位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3,817人，比地方多1，126人。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5,824人，比地方多3,983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5,700人，比地方多1,935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4,403人，比地方多3,118人；批发和零售业3,893人，比地方多2,229人。从劳动报酬的角度，中央单位的劳动报酬普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城镇职工中(不包括私营个体)，2005年中央单位的年人均劳动报酬为4.39万元，高出全市平均3.34万元的水平1.05万元。除第一产业外18个门类中有15个门类人均劳动报酬超过该行业平均数，其中批发和零售业超过2.7万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报酬超过1.96万元，金融业超过1.23万元。在社会福利方面，全市3，978个行政村基本实现“村村通油路”；全面推行市政交通“一卡通”，实施公交低票价政策；加快建设垃圾、污水处理等一批市政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二、“首都资源”引发的成本和代价

根据经济学的视角，资源在产生收益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成本耗费。“首都资源”的利用也是有成本的。长期以来，我们更多的注意到了“首都资源”对区域发展带来的巨大收益，而忽视了“首都资源”利用所引发的成本。我们把“首都资源成本”定义为“首都资源”的存在、维持和利用而引发的成本耗费。由于“首都资源”成本核算很难精确地进行计量，因为不仅涉及经济成本还涉及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不仅涉及显性成本还涉及隐性成本。由于本文是第一次尝试对“首都资源”进行成本分析。笔者主要把这种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方面。“直接成本”是因“首都资源”的存在而所发生的“必需”的直接性消耗和支出。而“间接成本”是指“直接成本”之外的成本耗费，“间接成本”的耗费是有弹性的，并且和组织效率密切相关。

1、“首都资源”的直接成本

“首都资源”成本是指“首都资源”的存在、维持和利用而引发的成本耗费。如果成本属于维持“首都资源”所“必需”的直接性消耗和支出，我们把它称为“直接成本”。由于“直接成本”的耗费基本固定，所以我们把它认定是“缺乏弹性”的稳定性支出。直接成本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开支。

一是中央在京单位以及外国驻京机构、外省市驻京机构对土地、水资源、其它能源等稀缺资源的占用和消耗折合成市场货币价值形态的成本。据统计，2005年国家在京机构为2，995个，国家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使用的水、电、热等资源量约占全市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截止到2006年10月，中央单位在京占地共计2，521宗，共计占地7，902.89万平方米。

二是“公共管理”支出。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实施首都政治功能需要的直接成本支出，主要是公共管理开支。维持行政组织和公共服务的公务员工资支出、定期与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如年度的两会、国家大型活动、重要国际交往支出等等。北京每年重要的国事活动和文化活动不下百次，对于重要国事活动的成本支出大部分是直接支出。其中大部分活动都需要动用更多的警力加大社会治安，党政机关增加人员值班，有时甚至还需要动员部分街道居民临时加入治安巡逻队伍；城市管理部门往往会事前临时对环境、卫生、市场秩序等方面进行突击检查和整治，这一切会直接增加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开支。直接成本支出数额相对稳定，支出的总量以及每年增加的数额可以大致计算出来。

2、由组织效率引发的“间接成本”

“首都资源”维持和利用所引发的“间接成本”是指“直接成本”以外的，因组织效率差异而引发的“额外”经济成本。基本上可以把这种成本归结为“组织成本”或者“交易成本”。间接成本并不固定，弹性比较大，主要和行政组织效率和政府运行效率密切相关。目前北京市“首都资源”的间接成本主要源于3方面：

第一，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差异所引发的运行成本。在任何国家首都城市都存在地方与中央利益差异问题，尤其是在多功能型的首都，首都城市经济发展对于首都政治功能实现具有保障作用，这种特殊关系导致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差异更加明显，相应的协调成本也就越高。一些国家为了更好地处理这种关系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我们有

借鉴意义。例如，俄罗斯为了克服条块分割，分散建设的倾向，成立了莫斯科基建管理总局，并且建立了以总建筑师责任制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制度。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投资、统一发包、统一承包、统一管理，始终把搞好计划管理看作是保证城市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贯彻实现总体规划的主要手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还十分重视依法治市，莫斯科市政府依照法定程序、责任，解决好与中央单位的矛盾以及市辖下机构本身之间的各种关系。从50年代起逐步完善了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立法工作，每年都要将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颁布和修订的有关基本建设的各种法令、条例、细则等指令性或指导性文件汇集成册，公诸于众，以便遵循。70年代中期以来，莫斯科针对一些中央单位在发展自己的事业时很少考虑首都城市的潜力，从外地大量调入人员，造成莫斯科人口猛增的问题做出决定，包括设在首都的中央机构在内的所有单位一律不准随便调任进京，这些单位用人只能在莫斯科市内解决，在这些措施下，莫斯科人口增长速度缓和下来。

第二，首都城市的市场机制运行成本相对较高。一方面，首都作为集中了大量的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的地区，行政权力集中为首都城市发展带来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因为更加靠近权利、资源中心，所以部分“精明人”更加善于利用权力，使得政府用于防范与惩处“权钱交易”与“寻租”的支出成本与制度建设成本相对更大。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中心，市场经济体制在北京真正确立的难度相对更大。强势政府“有形的手”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市场的作用更加直接和快捷。无论是对于“关系资源丰富的”企业还是其他的市场主体来说，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远比在市场上赢得竞争更加便利和“经济”。市场并未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机制，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难以完全、有效地建立起来。这种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已经大大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障碍之一。

第三，行政组织缺乏效率导致首都优质科技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北京市具有突出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势，但北京的科技优势并未有效的转化为竞争优势。北京市研发中的政府经费投入是上海的3倍，而在新产品产值方面，上海的产值却是北京的4倍，居全国首位。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首都创新组织模式的“条块分割”和协作的“不连贯”。尽管北京是国家创新资源的最大聚集区，但北京的科技创新资源条块分割严重。长期以来中央直属科研资源难以为北京地方充分利用，这一特征恰恰是“首都资源成本”的直接体现。长期的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体制，“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使得这些集聚在北京地域上的科研力量始终处在分割管理状态，不仅不同层级的科研机构合作不足，即便是同一层级的科研机构之间也没有形成协作研究的机制，表现为信息不通、指挥不灵、协作不利。科技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集聚效应，也没有因此形成科技创新合力，相反条块分割反而大大加剧了不同机构间的协调成本，形成了大大高于一般性城市的科技创新协调成本，协调成本过大，是建设创新型城市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促进首都科技创新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三、利用好首都资源的比较优势，推动北京市快速发展

利用好首都资源的比较优势，就是基于资源的成本一收益的分析原则，以最低的“成本支出”，获取最大的资源“收益”。

第一，在收益方面，立足“首都资源”的比较优势，构建“首都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平台”主要是指“首都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资源，为其他直接生产性资源的配置提供有力的外部环境和交易机制，通过这种基础性的功能建构作用，提升生产性资源的配置效率的环境要素的总合。当前要进一步强化“首都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1)首都资源的“聚集效应”要进一步提升，功能进一步优化。北京市近年来要素的聚集效应相当显著。第三产业产值从1990年的38.8％上升到2005年的69.2％。现代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投资主要集中于金融、文体、交通运输、商务服务和研发服务等主要部门。以金融产业为例，2000年以来，中资机构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年增长率为超过20％；外资机构的外汇业务平均年增长率为15％，从2001年的7.3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4.2亿美元；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了1.4倍。

2)首都资源的“功能放大”效应进一步优化。2000年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首都资源”的功能放大效应为市场化的功能放大效应所替代，同时这种功能放大效应反而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加强。在基础建设领域，2005年，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达610.65亿元：基础能源的投入达到25％；和城市发展密切关联的交通部门的投资占总投资的52％，主要涉及交通、能源、公共服务部门、邮政电信部门以及环境绿化。同时，北京市对电子信息基础工业的投入占总投入的14％。“首都资源”的功能放大不仅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和现代新经济密切相关的会展业和教育文化产业获得快速发展。

3)突出首都资源的“要素筛选”功能，构建资源比较优势。要素筛选功能是城市在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所具有的高级功能。市场经济条件下首都要素筛选功能表现为，在要素向首都聚集的过程中，在要素结构动态变动过程中，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比较优势把有竞争力的要素聚集起来，同时把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具有竞争优势的要素进行剔除的一种市场机制。立足首都资源的平台，突出要素的“筛选功能”，通过要素筛选机制，构建首都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首都作为要素聚集地，对要素具有自发的筛选作用。但同时，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建立的时间不长，首都资源的要素筛选机制仅仅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路径。这需要我们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和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在成本方面，最大限度的降低“首都资源”的运营成本。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和制度执行成本。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依法行政，依法处理两级政府的关系，更多采用地方立法的方式进行规范，减少地方红头文件形式，提高地方管理制度的约束力，从而在实践中减少摩擦，提高管理效率。二是对北京重大问题的认识要从北京角度转变为首都角度。强化整体判断能力和长远发展的视角。三是建立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促进中央科技资源继续投入北京经济社会建设，提高资源转换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