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亲国戚盼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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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于大清国的立改期限，作为皇亲国戚中改革者的代表，载泽在考察了西方政治之后，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时间：5年，这大大超越了同时率团前往西方考察政治的戴鸿慈、端方建议的15-20年预期。

5年立宪的提法，最早源自大清国的外交官们。1905 年11月间，驻美公使梁诚、驻英公使汪大联合其他驻外使臣，联衔陈奏立宪，提出在5年内建立。这就是长期被误以为是载泽所撰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这一看法，的确也得到了载泽的认可。载泽归国后提交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体折》，就明确提出：“期以五年改行立体。”这5年中，载泽认为应当做好三件事：一是“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誉黄刊贴，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是推进“地方自治之制”；三是“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他认为，这三者“实之津髓，而富强之纲纽。”与此同时，再派出“考察政治大臣”，“与英、德、日本诸君主国名家，详询博访，斟酌至当，合拟稿本，进呈御览，并请特简通达时事、公忠体国之亲贤大臣，开馆编辑大清帝国宪法，颁行天下。”

这样，大清国就必定能在5年后跻身立宪国的行列。

对于立改需要15-20年的建议，端方、戴鸿慈在万言奏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如此解释：“预备时代必以十五年至二十年为期者，则亦以中国数千年来无宪制之习惯，且地方辽阔，交通不便，文化普及非可骤几。若为期过促，则一切预备未周，至期不能实行，反为阻文明之进步矣。”端方、戴鸿慈接着指出，即便20年的预备期，因为有大量工作要做，时间其实并不宽裕，不能有丝毫松懈。

这篇极有可能是梁启超的奏折，体现的的确是梁启超一贯的思路。早在5年前（1901年），梁启超就在《立宪法议》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了20年实现的时间表。梁启超阐述了中国必须立宪之后，明确表示立宪需要时间，不可一蹴而就。估计梁启超本人也绝对没有料到，5年后，政府果然是按照他的这份时间表开始了准备工作，还悄悄地请他参与了考察报告的撰写。

对于立宪时间表，媒体的热心，甚至超过政府。1905年7月，在中央决定派团出国考察之后，多家媒体报道说，袁世凯与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建议12年后实行立体。这一无法证实的消息，如今几成信史。实际上，遍查袁、张、周三人的文献，均没有这份联名奏折的蛛丝马迹。其最大的可能，是媒体自摆乌龙，以讹传讹。

但这个所谓的“拟定立宪时间表”，却引发了媒体和“公知”的狂欢。

1905年4月26日的《大公报》，有作者以强烈的民族自信，提出了10年立宪论。1905年第12期的《东方杂志》，则发表了署名觉民的文章《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提出6年立宪。

1905年11月6日的《南方报》又再度“提速”，在一篇《李大臣拟合词奏请立宪》透露，被选为考察大臣的李盛铎，拟约同四大臣合词奏请，期以光绪三十五年元旦为实行立宪之期。光绪三十五年，即1909年，等于是3年多的预备期。

不过，当时的著名“公知”、与端方私交极好的甲骨文学者罗振玉，也跨界论证，公开发表《调查政治管见》，给考察团提出10点建议，其中就有“以三年为预备期，三年后定立宪法”。罗振玉之所以选择3年，因为时不我待，日本那样的充分准备，“万不能行之于今日之中国。”

显然，提出3年、5年的人，侧重于激情，而提出15-20年的人，侧重于理性。而他们的前提基础则是一致的：一、必须政改；二、必须抓紧政改。

1906年9月1日，大清国最高层终于了仿行的上谕，在时间进度方面仅仅含糊地表态：“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两年后，1908年8月27日，这个期限被正式确定为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