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学本体研究的类型、问题及治学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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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哲学的核心是思想。一系列的文学观念则组成为文学思想，常见形式则表现为文学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文学研究的要务之一，就是在文学发展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文化生态视野下，历史地逻辑地还原研究对象的文化环境，考察其类型、属性、特质及规律，进而确立此研究对象在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类属上的地位和价值。以此而言，文学的文献研究、文本研究、文学的文化生态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以及文学的中西比较研究等，其学理性指向具备客观性和普遍性。由此而言，文学本体研究，不管是从蕴含有学理性的问题入手，或是以研究领域来切入，其最终指向都应该遵循例证研究基础之上的属性研究和价值研究。
以文学范畴或类型作为研究的对象，当是便于开展研究的操作层面考虑。这一研究思路，较之以学科交叉和文化发展脉络中的“关节点”问题把握，作为研究理念和方法而言，显然降低了难度，这也是当前很多研究者乐于采用的研究策略。当然，以文学范畴来确定研究对象，又可以有广阔的学术空间。惟其如此，一些学者容易出现以学科体系或概念先行的研究路数，来观照研究对象。以此入手，其观照问题的深层哲理，则必滑入以分析哲学为统率的以概念、命题等结构形式为特征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中去，研究对象必然失去其“这一个”的特征。难能可贵的是，陈涛《包公戏研究》较好地避免了研究者很难避免的上述问题，其论著虽属对历史题材“包公”之类型研究，但其出发点是以揭示“文化意蕴”为研究目的，焦点透视下的散点展开，作为研究的基本思路贯穿其中，这就避免了体系先行、概念先行的弊病，其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以文学类型或者范畴为研究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要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界定，尽量使研究对象本身具备客观性的边际，不能发生游移、范围模糊等情况。李炳海先生前几年提出定量、定位和定性研究，其基本的研究理念前提就是要对研究对象定量，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定性和定位研究。陈涛《包公戏研究》于此立题，就保证了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和确然性。尤其是，专著本身对历史上的包公与文学作品（戏剧）中的包公进行了明确区分，这是很有必要的。
确定文学研究对象后，深层次的研究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文献的认真梳理，并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史作详尽考察。特别是要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情形综合把握。尤其应该注意到，研究对象兼具各种特征，文学本体的研究，恐怕无法涵盖其种种属性。于此之际，应该立住文学本位，而兼取各种文化因素对研究对象文学属性的影响。从《包公戏研究》一书而言，其第三章“剧目考”按照历史顺序对元代以来的“包公戏”剧目进行了考察，这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对研究对象有全面把握，方能从中抽绎出具有话语阐释空间和文化史价值的“关节点”和“焦点”问题进行研究。而如何抽去这些有价值的“点”，就显出研究者水平的学识素养、治学理念与治学才具来。陈涛《包公戏研究》分别从“形象”、“结构”、“语言”出发，对研究问题本身进行属性的归纳，注意到了不同时代的戏剧属性，有其积极意义。由此推想，如果论著注意到戏剧音乐、动作对于文学形象、结构与语言的影响、制约作用，努力探索当今音乐学界与文学理论界共同关注但较难取得突破的这些学科交叉问题，当会为论著添彩不少。不过，考虑到目前戏剧研究本身对于研究者而言的要求比较综合全面，论著取得现在的成就，是相当可贵的。
文学本体的属性和规律的研究，常用的方法是比较。比较研究必须遵照历史的逻辑的美学的研究理念。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有此对研究对象的特质、属性、规律等进行归纳。陈涛《包公戏研究》第七、八章对此用力不少。研究注意到了包公戏与勾栏瓦舍、口头说唱文学、宋元话本的关系，特别提及与《百家公案》、《三侠五义》等作品的关系，这是十分必要的，很见功力。如果论著能够从儒家之“义”与基于墨家的民间之“义”对包公戏形象的塑造之影响，包公戏与关公戏之角色规定性对形象、结构、语言等之影响，诸如此类的角度来考察，也许会使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完善些。但考虑到此书为作者博士论文，能够达到目前高度，已属不易了。
文学的研究，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例证研究上的价值研究。但限于研究课题的种种复杂情况，实际上不一定在每一本专著中都要求这样做。这固然是问题本身所决定，亦是学术个性的多样性所要求的。尽管如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研究问题的价值层面加以适当观照，亦是提升研究水准的必然之义。陈涛《包公戏研究》第八章、第九章涉及到包公戏的文化意蕴、包公戏的影响，应该是考虑到了研究对象的价值层面的研究。分别从地域文化、民间信仰，以及包公戏的现实意义等进行了探讨，应该说对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地位的观照，抓住了一些关键的问题。
随着当前学术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文学本体研究越来越不易出新。传统的以范畴和类型为着眼点的研究模式，因其较易流为概念化、体系建构化的先天性不足，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由问题出发而非从学科角度观照，是基于哲学、历史学的基本原理而作出的文学学科研究的必然选择。尽管如此，传统文化学科视野下的文本观照研究，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如何完善、充实这一从“五四“以来的研究传统方法，值得探讨。陈涛《包公戏研究》之中体现出的历史的逻辑的本体研究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思路，以及由此取得的重要学术结论，当是作者基于上述思考而作出的自觉学术选择。
学术本公器，常宜平常心。就戏剧而言，近二三十年以来，伴随着传播学、阐释学、文化比较哲学等西方文化视野下的新知识的不断传入，加之国内以表演学、音乐学等研究越来越与文学研究的紧密靠拢，以及自元至清代戏剧文本文献的大规模系统化的全面整理，新的戏剧研究的热潮已经到来。在此文化生态下，如何立足文学本体进行戏剧研究，当是值得文学研究者所宜深思的问题。陈涛《包公戏研究》以其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良好的学术思辨，立足文献考察而兼备学理思考，在文学本体研究的戏剧范畴或类型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值得重视的。其中若干方面，或可为当前戏剧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