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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目的灯光,震撼的音响,台下排山倒海般的呼喊……在沈阳火车头体育馆,每支亮相干“如果再来20年”纪念中国摇滚乐诞生20年音乐会的乐队都在充分享受着音乐带来的满足与荣耀。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处境艰难,每晚为了生计来回穿梭于大大小小昏暗酒吧的“地下摇滚”乐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世界。
摇滚音乐圈内习惯将那些非主流的,不为公众熟悉的乐队,称为“地下乐队”。沈阳本地摇滚乐手萧寒说,“地上”和“地下”是指成功与否。乐队成功了,和唱片公司签约了,就成功地从“地下”浮到了“地面之上”。
“我们的生活是一般人所无法想像的,”SUBS乐队主唱抗猫回忆起当初的生活时,仍然感触良多。
今年27岁的抗猫17岁便开始了自己的摇滚生涯,她和队友在2002年组建乐队,在全国和欧洲很多地方做过商业演出。她说,作为本次音乐会上第一支亮相的乐队,SUBS乐队的名气与地位现在毋庸置疑,但这也是多年默默无闻生活之后的苦尽甘来。
“在我们最艰苦的时期,那种拮据是令人心酸的,”抗猫说,由于本地的艺术氛围无法和北京比,当时乐队经常半个月赶不上一次演出,大家的生活毫无保障。
谈到创业初期,抗猫留下了辛酸的泪水,“最大的痛苦是家人的不理解,爸爸妈妈坚决反对我搞音乐。”一气之下,她就离开家开始了自己的奋斗之路。没有经济来源,每天只能吃一个小包子或者两个馒头,一个月能瘦10斤。
有一次乐队在外地演出,花光了所有的路费,结果一连三天才吃了一顿饭。最后好不容易凑够了路费才回来。
“如今我们走出了地下,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努力的结果。”抗猫说。
和他们相比,同样来自当地的萧寒显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还在过着地下的生活。
“在北京,稍有名气的摇滚乐队演出一个晚上,每位成员的收入在四五百元左右,”萧寒说,“而在沈阳几十支乐队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十分狭窄的市场空间,我们的生存实在不易。”
萧寒坦言,他们也曾灰心失望过,可是每当抱起心爱的吉他,忘情地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们就又找回了自我。“是音乐给了我们坚持的勇气,是音乐让我们活下去。”
崔健说,“摇滚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天上,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在地平线上。”而地下乐队们奋斗的事卖却说明,穷困往往能使人对生活产生更多的感动,有更多的灵感。
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只是20世纪最后十几年的事。毫无例外地,摇滚乐都产生于城市,在从事摇滚乐的群体中,能发现只有在大城市才会产生的社会问题。
“面对经济大潮卷起的污泥和腐朽,人们更习惯选择‘理性的和平’方式去对待这些社会问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愈来愈高,素质也愈来愈高,对精神上的生活要求也越来越高。”东北大学社会学者包德功说。
在北京,著名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大小酒吧邻比皆是,竞争激烈,但生意仍旧火爆,这里是人们躲避压力,休闲消遣的好地方,也是地下摇滚乐队生存的主要空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共有酒吧上千家,分布在北京各区,主要集中在朝阳和海淀两区。
关于目前中国摇滚的发展,现在摇滚乐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很多摇滚乐队就是为了生存而在抗争,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需要保持一个乐观的精神,不要饿死在那里。抗猫这样说:“我们常常乐观地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摇滚乐队在每天的训练之余忙于夜晚的酒吧演出,每晚每人可保证不低于百元的收入,但收入很不稳定,还要依靠酒吧整体的盈利状况,但决定能否有饭碗的关键还在于乐队的整体水平以及与市场的适应程度上。有时他们也会遇有公司举办各种公关活动,他们前去捧场的收入是比较可观的,一小时在千元以上。但这种机会并不多。
近一段时间的网站大肆宣传却给了许多乐队这样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最终目的是想和唱片公司签约,发行自己的唱片,这样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还实现了自己的音乐“理想”。
来自北京的荪博日是“颠覆M乐队”的主唱兼主要创作者,他这次专程来到沈阳参加这一“中国摇滚乐坛的盛事”。他为自己曾是一名“地下摇滚”乐手而自豪:“摇滚乐里反映的很多都是真实的生活,需要我们用自身的体会写出感人的音乐。”
“当然,和所有摇滚乐手一样,我们也渴望走出贫困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属于边缘群体,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荪博日语调中满是无奈,“很多人对我们存在着极大的偏见,认为我们的音乐肮脏,还总是将我们与、性绑在一起。”
他说,“其实我们歌唱的百分之百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我们总是呼吁远离犯罪,从来不,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些倔强和叛逆的性格。”
“只要我们还活着,摇滚乐会在中国进入主流音乐的殿堂。”荪博日自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