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克林顿“强势美元政策”为例谈美元强势周期对东亚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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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步入长期贬值轨道。但是克林顿执政期间，多种因素促成美元强劲反弹，“强势美元政策”给国际社会带来连锁反应。东亚发展中国家对强势美元政策尤为敏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强势美元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克林顿时期的美元政策对东盟国家的影响进行分析，有助于为下一阶段强势美元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克林顿；强势美元；东亚；国际资本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涌现，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日本和韩国利用全球产业转移的契机，成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转型为发达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与此相比，美国一国独大的经济地位不断受到冲击，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例不断下降，国际影响力也相对减弱。1950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阵营占有全世界68%的财富，但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43%。据IMF提供的数据，美国在2010年的比例已经下降为20.218%。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更是超过15万亿，是其GDP的103%。[1]由于经济力量的相对下降，受基本面影响的美元走势不断疲弱，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1.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与美元长期贬值趋势
从根本上讲，国家汇率变动取决于国家经济基本面的变动。短期市场行为不足以改变货币的整体走势。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元与黄金挂钩，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关。美国作为头号工业国家，黄金储备曾占全世界的70%，发达的科学技术带来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进一步支持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一方面扩大了影响力，使得美国军事力量遍布全球，不断扩大盟国集团。例如战后欧洲的迅速恢复和日本的经济奇迹，与美国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在扶植盟友的过程中，美国也付出了极大的经济政治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根源于长期对外战争的消耗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从美元指数表现来看，由于美国经济实力下降，债务问题突出，以及执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自布雷顿森里体系解体后就步入长期贬值轨道。但是应该注意到，美元贬值的过程是波动复杂的，出现过多次反弹周期。尤其是在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元强劲升值，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2.克林顿时期强势美元政策分析
“强势美元”一词由克林顿时期的财长鲁宾提出。克林顿执政早期，美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尚未从1990～1991年的衰退中恢复。这次衰退的原因比较明确，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巨额支出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历次规模战争开支都急剧增长，拖累了本国经济。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估计，“2003年美伊战争期间，美国直接军事行动的费用就已经超过越战的12年之和，是朝鲜战争的两倍多。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势下，这些费用也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10倍，比越战高出1/3，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2]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伊战争泥潭导致的长期巨额开支削弱了实体经济。
海湾战争的负面效应是克林顿执政早期经济不振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缺乏新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在克林顿执政初期，美国继续执行弱势美元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迅速推动美元贬值，以改善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并打击贸易对手日本。通过美元有目的的贬值，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使得日本出口受到打击，加速了经济泡沫的破灭。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资产泡沫问题极为严重，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威胁。如果以日本1955年六大城市地产指数为100，那么到70年代中期达到4100的水平，1980年为5800左右，1989年达到20600的最高峰。[3]日本自20世纪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陷入“失去的十年”，直至今日仍未打破僵局。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既反映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也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全球战略而言，美元实际起到了调控阀的作用。通过推动美元有目的的贬值和升值，美国能够利用世界货币的优势地位，转嫁通货膨胀和贸易赤字，以及吸引美元回流提供资金支持。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宽松政策超发的货币并未导致国内严重的通胀问题，而是通过购买力平价机制转嫁到其他国家，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廉价商品实施上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却造成了中国等国的通胀问题。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元强劲反弹，美元指数从1992年的最低点78.2090跃升到2000年的118.9890，这在美元长期贬值过程中比较罕见。克林顿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受益于互联网技术革命，美国经济从衰退中恢复。美国经济实力的恢复是美元走强的根本原因。里根执政时期受供给学派的影响，大规模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问题。克林顿时代赤字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甚至出现盈余，这在战后美国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连续增长122个月，成为战后以来最长的增长期。1992～1999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愈3%，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90年的24.2上升到2000年的30%，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到1999年的4.2%，达到西方经济学家严重的充分就业状态。[4]国内经济基本面状况是美元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克林顿时期的失业率下降，减赤政策的成功，直接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美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滞涨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使得美国寻找了新的经济增长极。全球产业转移造成了美国国内失业率上升和工业增长乏力问题，互联网新科技革命使得这一困境得到极大改善。科技实力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生产效率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克林顿时期的强势美元是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经济繁荣的产物，并进一步增加了美元的吸引力。
汇率操控与美元回流。作为世界最成熟的金融市场，美国具有强大融资能力和完善的金融体系。在支持本国实体经济方面，美国采取汇率调控手段来吸引美元回流，为国内经济运行提供丰富的资金支持。例如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虽然造成了美国政府赤字空前增加，但是由于提高国债收益率，美国享受到了美元回流带来的益处，同时为遏制苏联的石油经济而调低油价，也缓解了减税带来的负面效应。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得美元兑日元大幅度贬值，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出口形势，挤压日本的泡沫经济。克林顿时期进一步采取强势美元政策，加强汇率控制以提振美元，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使得美元进入持续八年的升值轨道，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直到2001年反恐战争才宣告结束。克林顿政府的汇率操控有利于美元回流，为美国资金密集型的互联网新经济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作为大国博弈的工具，汇率手段的效果迅速，但道德风险问题及以邻为壑的行为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强势美元政策显示美国不负责任的自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