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平衡为核心的国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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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国计学是领先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它强调整个国家资源的有效调配、充分发挥市场积极性，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平衡，此所谓平国计、常平。
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中国古典国计学也是如此。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理论和官僚体制，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动辄是长达数百年的稳定朝代，而欧洲却是常年战乱分裂。很多人一想到中国的历史，总是想到改朝换代频繁，但这其实是缺乏世界历史知识的原因。比起欧洲来，中国的各个朝代是相当稳定的。所以说，中国文化的全面审视，必须要在各种知识准备充足后才能展开，这也是其历史背景。
国计，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管理的经典用词，例如平章国计。它是与西方经济学的家计所对应的，因此我们将中国古典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称为国计学。
与西方经济学以个体为核心不同，中国古典国计学注重国家经济运行平衡，强调实物流与资金流匹配，合理调配一国资源。当代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在古代中国已经是治国的常策。其中包括经济平衡理论，通货膨胀和紧缩交替的原理及调控办法，积极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之前身常平法、市易法，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赋税原则及制度，国际贸易理论，纸币发行与储备制度，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之联系和区别，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政府与市场之关系定位等。累计有经济平衡运行理论领域、金融理论领域、国际贸易领域、赋税领域，系统性极强。
管仲的货币调控思想
例如管仲通过货币与货物互易，来调控货币供给，吞吐货币。这正是当代央行公开市场业务之前身。而美国1889年才开始提出脱离金本位（即不再以黄金数量作为货币总量标准），通过买卖农产品，发放和回收货币，以使货币不与金银，而与国家财富增长相适应的货币制度设想。这后来促成美国联邦储备制度。
管仲关于公开市场以吞吐货币的具体执行措施如下：“田轨之有馀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问田，日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木广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
这段话谈到国家通过核算后，吞吐谷物、布帛等财富，来供应货币。谷为上，币为下，意即国家收购谷物到国库，而货币发行到民间。
管仲清晰地说明了货币调控原则：“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此原则与当代公开市场业务之原理相同。若国家卖出库存大量收回货币（上），则物价会下跌。国家大量买进产品，则会扩张货币到民间（下），物价会膨胀。
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识。中国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就设了掌管货币的机构叫泉府。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之危害。值得指出的是，不少学者指责管仲搞大锅饭，打击富豪，此看法值得商榷。当时齐国以商业立国，何来搞大锅饭、均贫富之说？管仲根据货币流通的机理，提出调控目标和手段。西方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魁奈就说：“铸币是在和其他财富交换时用来支付的，对国家说是作为买卖之间的媒介担保，如果把它留置于流通之外，不把它用作财富和财富交换的媒介，就会对维持一国财富的不断继续上不起作用。铸币的积贮越多，不能更新的财富就愈多，国家也愈贫困。因此货币只有不断地作为财富和财富的交换媒介时，才是一国真实的能动的财富。”
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管仲谈到两个藏。一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一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认为，在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
此即经济危机中通货胀缩交替出现之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通胀埋下隐患。
“平国策”：古代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对宏观经济正确认识的前提下，管仲提出以平国计为目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管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系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乘马数》中，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浃，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在《侈糜》中，管仲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管仲先提出国家储备思想。然后提出在遇到凶旱等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时，国家修筑宫室台榭，雇佣差役，增加就业，刺激经济。管仲强调，此法不是为了“丽乐”，而是为“平国策”。故他很清楚扩张财政政策的原理及后果。
在本事（农业）和末事（商业）之间，管仲作了精辟论述。若农业发达，则工商业就兴旺。而若工商业不兴旺，消费不足，则农业也不会发达。
管仲调控宏观经济，已超越个体经济之盈亏视角。其平国策的财政政策很灵活。他不但采取政府修建公共工程的办法刺激需求，还直接向百姓分散货币，增加百姓收入。
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
管仲并非执其一端。管仲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侈糜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侈糜。
管仲还正确阐述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轻重乙》：“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强本，即注重投资，增加供给。节用，即压缩消费内需。管仲认为，增加投资，对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压缩消费内需，依赖外需解决供需差距，将使经济高速增长（五谷丰满）的同时国家财富流失，本国人民无法享受经济增长收益（民谷尽），其国亡。故善为国者，应提高内需，使天下财富为我所用。
相对古代欧洲，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一直比较完善。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令全国州县普设惠民药局，此外还设置栖流所、养济院等，给贫困病疾者以救济。明英宗时设置东、南、西、北四座“福田院”，每年国库拿出500-800万两白银，安置贫疾者和解决鳏、寡、孤、独者的基本生活问题。清自雍正起，在各地设置普育堂，其中育婴堂负责收容和养育弃婴，普济堂为老年、残疾无依靠者提供住院救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谈及中国政府兴修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
特别地，中国古典国计学并非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中国古典国计学非常注重政府与市场的配合，强调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渊源也是来自于中国。同样是管仲，提出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在《乘马数》“右立国”中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
管仲对政府收支也有明确原则：
“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总之，中国古典国计学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因篇幅所限，以上所举仅是局部。可以看出，这是领先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它强调整个国家资源的有效调配、充分发挥市场积极性，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平衡，此所谓平国计、常平。因此，平衡，是国计学的核心。有趣的一点是，中国选择马克思经济理论作为官方理论，正是与中国文化密切联系。因为马克思经济理论是目前硕果仅存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文化有天然的历史渊源，其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分析方式更容易被中国文化所接受。西方经济学虽然因为经济霸权等原因，在中国的学院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其孤立割裂的思维方式，终究无法融入中国文化。目前，对中国古典国计学的研究正在进入正轨。一些清华、社科院、北大、国研等相关研究人员正在做将中国古典国计学数学化并予以发展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