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经济”的惊人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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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日本都曾经过农村工业化时期。农村的家庭工业，一方面缓解了当时欧洲农村的过剩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
朱文和他的家庭工厂
一大早，朱亚美就到自己家的“工厂”做工了，她熟练地操作着焊接和切割设备。这样一些在很多人眼里应该是男子们做的事，朱亚美上小学时就已经懂得如何操作，虽然她现在她只有30多岁，但在自己家的“车间” 工作却有近20年了。
不远处，她的父亲，家庭工厂主朱文正在和一个客户商谈加工事宜。他自1987年开始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家庭工厂，至今有20年了，现在家里临街的整座房子成为他的“车间”。这种临街式家庭工厂，后面自己家住的楼房格局在朱文所在村子，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河头村，很是常见。
朱文老人没上过中学，但凭着他的心灵手巧，他在1980年代末曾接受杭州、上海体委的订单，为航空模型车出了自己设计的定时器。老人给《小康》记者拿出了当时的装置，很精密，完全是手工制作，很难想象这出自一个连中学都未上的老人之手，出自这样的家庭小工厂。这项装置还获得了奖项，谈起自己的过去，老人一脸的自豪。
朱文有四个女儿，除了小女儿读完博士后在宁波工作，其他三个女儿都在家里做工，其中手艺最巧的二女儿朱亚辉不久前应聘到了附近一家大型企业，并很快就升职为车间主任，管理着很多大老爷们儿，她对记者承认：如果没有在家里的经验积累，是不可能很快在技术上取得老板的信任的。
记者在河头村发现类似朱文家的开办家庭工厂的家庭有很多，在大队，一个村干部对记者估算了一个数字：大约1/3的住户在家里从事自己的“事业”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方元龙处长向《小康》记者介绍了浙江省的家庭工业情况。现在全省从事家庭工业的统计在册的有64万户，但他说：“虽然统计是64万户，但是事实上要超过100万家，因为很多从事家庭工业活动是季节性临时性的，有了订单就做一些，没有订单就不做，这样的在农村也有相当大的规模。”
在浙江经济相对落后的衢州，记者注意到，在乡下，就是连老太太都没有闲着的，只要地里没有活儿干，就在家里给各种玩具、文具等小商品做着小小的配件。
原籍衢州的方元龙介绍说：“丽水、衢州等地主要是来料加工，依托的是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虽然一天也只有十几块钱，但一个月下来，一个家庭凭此的收入还是不错的。有些做得好的更多些，所以在他们看来比到外面打工还要好些。”
家庭工业成就浙江
2006年11月，浙江省委书记一次调研中发现了家庭工业在浙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12月14日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引导传统家庭工业向现代家庭工业转变”。在强调现代大工业建设，强调产业升级的时候，再次强调家庭工业，这一趋势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浙江的学者眼中，这是家庭工业发展多年之后的应有之义。浙江的工业化进程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自农村工业化开始，而农村工业化自家庭工业开始。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杨建华研究员对《小康》表示：“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县域经济发达，块状经济发达等等特点都与家庭工业的发展基础相关。”
而这种格局的形成也有其特殊情况，在建国后的30年中，因地处前线，资源贫乏，浙江在国民经济规划中没有得到重视和投资，如温州30年中国家的投资才５亿多，而当地人多地少，单单种地连温饱都没法解决。正是在这种困境下，地方政府对自发的家庭工业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河南的白文军对记者讲述了他少年时对浙江人的惊奇，1980年代早期他在父亲办公桌上就多次看到浙江省苍南县的一些印刷业务的函件，他不仅惊奇的是浙江人怎么知道他父亲这个小小的单位，而且还知道父亲的名字。当年浙江人正是凭着这样的不懈努力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展，现在苍南县已经成为商标基地、创意基地，而且都是家庭工业起步的。
方元龙分析认为，“浙江自近代以来的工业基础并不是很好，尤其是温州台州等地，不像国内其他地方自近代以来已经具有较深厚的工业基础，所以只有从家庭工业开始，然后再由家庭工业逐步发展为家庭联合工业，此后才有规范的现代企业产生。”
但在杨建华研究员眼中，正是类似朱文这样的家庭工业在支撑着浙江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2005年浙江工业总产值30000亿，其中规模以下企业共达到7500亿，而家庭工业的产值有1500亿元，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但在方处长看来，除了经济方面的效果外，家庭工业在就业方面的意义也很重大――2005年在64万户家庭工业中的从业人员有330多万人，事实上从业人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2002年，经济学家钟朋荣曾总结以台州经济模式为代表的经济模式为“小狗经济”，即细致分工，严密合作。事实如此。在义乌福田，记者注意到有一位老太太在制作一种出口的圆珠笔所附带的羽毛，每做一个只有七厘钱，但一天可以做数百，有时会做到一千个。正是无数这样很专业化的生产最后组合出一支笔。
在杨建华看来，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马克思等学者都提出现代工业是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但浙江的现代化发展、工业化发展是一个不同的路径。他将其称为“社会化小生产”。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浙江是一个社会化的小生产，推进了浙江现代化的发展，也推进了浙江能够长达30年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因此他认为，这样的家庭小生产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但当它融入到整个市场化的大潮、融入到社会化的大市场网络格局、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去的时候，它所产生的作用、影响和能量不是一般的语言和理论所能够描述的。
家庭经济发展到今天，浙江省已有近600个产业集聚区，数百万个中小企业生产的几百种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浙江甚至是很多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同时，浙江又具有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海宁皮革城等等专业市场，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结合起来，带动了一大批家庭工业的发展，所以浙江的经济活力一直在县以下最为突出，正是这个原因。全国1000个最强乡镇，浙江有268个。
这种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的发展同时又极大反促了浙江家庭工业的发展，这一相互促进、优化的现象在浙江经济中成为一景。
浙江家庭工业也带动了浙江制造业的强劲发展，这一发展势头充分展现了“小狗经济”的优势所在。
以台州摩托业为例，在台有上千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每个企业规模都不大，但一个企业或一个家庭甚至只生产一种螺丝钉，专业化分工非常明确，零部件专业化生产水平相当高；由于单一的企业或工厂专业化程度很高，生产效率随之提高，而发达的市场体系又极大地降低了不同生产环节间的交易成本，因此，整个台州地区摩托车生产的总成本比内地许多大型摩托车集团要低30%。
有分析认为，发达的家庭工业，同时辅之以上规模的专业市场，这样，整个区域的某一产业就既获得了专业化分工的效益，也因企业的集聚和市场的高效运作而降低交易费用，最终获取低成本的优势。
将家庭工业提到政策前沿
学界总结出的“浙江模式”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念：家庭工业起步，民营企业起家，农村家庭工业不仅是民营企业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同时也是产品及产业集聚的基础。
尽管“浙江模式”一直以来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曾有很多地方到浙江取经，但就目前来看，“浙江模式”还没有在很多地区开花结果。即使是同处长三角的江苏南部也是如此。浙江一家大型民企在江苏镇江国企改制过程中，重组了一家铝加工厂。按这家企业的老板设想，企业上了一定规模，便会有众多当地企业与之配套。出乎这位老板的意料，竟然没有一家企业，哪怕是家庭作坊前来洽谈。这位老板不禁感慨：这在浙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一事件让江苏镇江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柏新民深为感慨。他为此曾上议案提醒应该将家庭工业提到政策前沿。他在议案中提出了镇江本地的一个例子：丹阳界牌镇目前拥有家庭工业户超过3000户，吸纳就业15000人，全民创业率达77％，人均纯收入9180元，在全国千强镇中排名49位。他认为，事实证明：哪里有兴旺的家庭工业，哪里就充满了活力。
针对浙江模式还未能在全国开花结果，有学者认为，很多一部分原因是政府为政绩着想一般偏爱的是大企业，而忽略了草根的家庭经济。
一直研究日本工业历史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周维宏认为，在东方农业国家，由于人口和土地的压力，家庭工业无疑是解决两方面问题的一条途径。就世界范围来看，欧洲和日本都曾经过这样的农村工业化时期。学者们的意见是农村的家庭工业最大的作用有两点：一方面缓解了当时欧洲农村的过剩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
对企业集聚的发展模式，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结了七条经验：企业在地理上的靠近性；部门专业化；中小企业为主；在创新基础上的企业间密切合作和激烈竞争；社会文化的同一性；企业间信任和积极的自治组织；支持性的区域和地方政府。
杨建华研究员认为，“虽然就浙江的发展历史来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放手让民间自主发展，但在当前各地都在紧追猛赶的当今，应该有政府为家庭工业的发展提出促进措施，这是浙江和其它地方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方元龙表示，浙江家庭经济有个问题是，低层次的加工工业多一些，现代的工业在家庭工业中少一些。他表示，他们作为承担研究的机构已经向浙江提出了政策建议，建议在用地、环保、融资、小额贷款、税费、劳动力培训、信息服务、技术支持、市场开拓等方面给与家庭工业一定扶持。他们希望浙江的经验能给其它地方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