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史记》的爱奇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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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被鲁迅先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论其史学成就，还是文学成就，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后世的史书难以望其项背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蕴藏在书中的“爱奇”情结。本文将从人物选择、材料选择方面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探究《史记》的“爱奇”情结，发掘这部不朽作品的永恒魅力。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爱奇情结

“爱奇”一语最早见于汉代的扬雄的《法言・君子篇》，扬雄在评论司马迁时指出：“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可否认蕴藏在书中的“爱奇”情结是成就其辉煌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史记》以其鲜明的特色，不仅使它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成为了一部杰出的传记体文学著作。本文将从人物选择，材料选择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探究这部传世佳作的“爱奇”情结，发掘这部不朽史书的永恒魅力。

一、爱奇情结与人物选择

司马迁在《三王世家》中说：“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者，故弗论著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倜傥非常之人可理解为功业品德卓异之人。如：《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的“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饿死，天才称之”的伯夷、叔齐，“卒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齐之仇，雪其先君之耻”的乐毅，“周室既衰，诸侯恣行，追修经术，以达王道”的孔子。正是那些与众不同的奇特之处，才更有意义，而且他们有的是地位低下的弱者，但在与强者的抗争中显出刚烈的志节，是在精神上占绝对优势的英雄。

汉初的文化思想影响了司马迁对人物选择。汉初虽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却处于由多元并存逐渐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司马迁时代的儒家地位还未十分巩固，黄老无为思想也很盛行，士人多有战国纵横家的余风，仗义好侠。司马谈在政治理念上倾向于道家的“无为而治”。司马迁受时代风气和父亲的影响，以黄老无为思想关照历史的发展，“多爱”“爱奇”，崇尚独立自由的个性，投射在作品创作中表现为对独立自由个性的倾慕与宣扬，对倜傥非常之人的喜爱。也正因如此，司马迁选择了以战国到汉初的人物作为主要记录对象，那个时代的文化环境较宽松，这些人物天性较少受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个体人格有较大自由，士人竟才斗智，游说诸侯，在风云际会中展示了个性的自由和生命的张力。而且这些人物本身就是功业品德卓异之人，对他们的记录使文章自然而然的奇气盎然。

司马迁在创作中选取遭遇坎坷而能忍辱发奋最后成就事业功名的志士仁人，并选择了人物的困难经历。如：韩信、管仲、季布不因受胯下、幽囚、髡钳之辱而一蹶不振，最终名显于天下；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一类“屠狗贩缯”之徒虽然出身卑微，但他们不懈努力也至封侯之贵。而且困难本身就有一定的传奇性，尤其是成功人士所遭遇的苦难。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着意描写他们的苦难经历，其意在预示他们将来的不同寻常，也一定程度的阐释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儒家认为困难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凡成就大业者无不先受苦难。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司马迁是书香世家，熟读经书，十岁就能诵古文，后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又向孔安国学习《尚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只不过不以儒家为一尊罢了。他在《自序》中说：“重耳不得意，乃能称霸”“勾践困彼，乃用种、蠡”“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功要依赖于一定的客观形式和某种偶合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靠个人的发愤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困厄激发出来的。这就使他着重记录遭遇坎坷而最终凭借自己不懈努力取得成功的人。

二、爱奇情结与材料选择

爱奇情结在材料选择上主要表现在志怪和记录逸闻轶事两个方面。

志怪有载梦、记乖离神奇之事等。载梦，如：《晋世家》中周武王梦天赐子，《郑世家》中文公妾燕梦天与兰，《管蔡世家》中曹人梦公孙强亡曹等。记乖离神奇之事，如：《宋微子世家》中记宋景公“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徒三度”。上天似乎也为宋景公的仁义之举所感动，“果徙三度”，赢得皆大欢喜的结局。诸如这样的事，司马迁不仅没有批判，反而不厌其烦的详细描绘一番，体现出司马迁对天人感应论的信奉，对统治者立德的肯定。

志怪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记人，这些奇异之事或作人物生平的补充，或表明作者的感情，或成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志怪而志怪。究其原因，是作者司马迁有着天命的思想。⑴我们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就形成了对天的崇拜，对神灵的信仰，使汉民族产生了巫文化，使上古习俗充满了迷信色彩，这种习俗到汉代仍有延续。⑵汉代统治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董仲舒为适应汉代大一统需要而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在汉代渐渐成为正统观念。司马迁受过严格的正统教育，在思想中形成了天命思想。⑶其父亲司马谈是史官，以史官的标准对其进行教育，宣扬史官传统。“天命”本身具有某种神秘性和深邃性，古代的史官由巫发展而来，承担着传达天命神意的神圣职责，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信奉天命的观念也在情理之中。⑷司马迁时代的科学还无力解释许多困扰人的事物、现象，司马迁只有从已形成的认识结构中搬出天命论来解释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信奉天命的思想积淀到司马迁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心里定式，不自觉的流露到创作中，在材料的选择上表现为志怪。

轶闻逸事，如：《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儿时的事，“孔子为儿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以小推大，孔子成人后果然制六经，开学授徒，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成为制礼、护礼、传礼的儒家第一人。还有李斯叹鼠，张汤审鼠，张仪问舌等小事的记载。

记录轶闻逸事是司马迁在游历时受民间叙事学影响的结果。司马迁二十岁就漫游全国，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到了巴蜀、昆明等边远地区。在这漫游过程中，司马迁与普通老百姓有了直接的接触，听他们讲了许多民间神话与传说，感受到了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掌握了流传在广大地区、广大阶层人们口头上的活资料。民间讲述者在对口承故事的补充、改动、发展别关注故事的“奇”，加重故事的“奇”就成为必然的了。民间叙事文学的熏陶直接影响了《史记》在撰写人物方面的尚奇倾向。轶闻逸事，是人们口耳相传当中经过无数次淘洗筛选，证明是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东西，往往是人物精神性格的节结点、闪光点。轶事的记录，与记录重大事件相比，亦有“奇”蕴含其中。

三、行文中的爱奇情结

1.司马迁采用了文学手法进行创作。⑴采用了互见法，诸传互见，突出性格。既突出了本传的主题，使人物性格更集中、更鲜明，又可以“不虚美，不隐恶”。如：写项羽，在本传中突出了他的英雄气概，破秦之功。而在《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高祖本纪》中又写了他的凶残，刚愎自用。⑵情节曲折，场面精彩。以曲折生动的情节和精彩动人的场面描写来展示各种人物的性格。如：《刺客列传》荆轲刺秦一事中写到舞阳色变，图穷匕见，荆轲逐秦，箕踞而骂等场面，突出了荆轲的英勇豪气与悲壮气氛。⑶运用了类比，对比衬托等手法。如李广与从兄弟李蔡相比；世家中，赵、魏、韩、田齐四家对照，因为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为同一类型的诸侯。还有叙中寓论，语言描写，心里刻画等手法的运用，突破了史法的局限。

究其原因如下，纪传体的形式注定了《史记》的文学性。纪传体的创立，确立了以人为主体，这会极大的释放史学内部的叙事学因素。司马迁充分的调动肖像描写、心里描写、细节描写以及夸张、想象等文学手段塑造人物，使得文史兼容，相得益彰。再者，历史的事实方面，后人一般不可能比当代人更清楚。因为在文字书写还不发达的古代，史实大都靠口耳相传。时代越久远，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就越少，司马迁对此前史书记载的增补和润泽必然带有主观色彩。而且，同样的事实材料用不同的方法表达出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司马迁因为要传人物之奇，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才能，突破“史法”局限，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增强内容的奇异色彩，加强表达的特异效果。

2.具体材料处理上，司马迁的感情贯穿始终。司马迁在行文中用了很多“奇”字，如“奇士”“奇才”“奇计”等，如“项王……虽有奇士而不能用”“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白起料敌合变，出奇计无穷”“陈丞相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这是因为司马迁本人是稀世之才，博识广闻，使他对人才有一种特别的爱惜之情，大有英雄惜英雄之意。

再如；伍子胥为报一己之仇而不惜叛国，但司马迁仍为其单独列传。这是因为司马迁个体生命意识强烈，以血性气质的张扬为美，有着浪漫的个性气质，体现在选材中就是看所选的事与人物“心”“性”关联的强弱，看所写的事是否是人物真性情乃至人物独到之点的显露处。这是司马迁对人真性情的推崇与强烈个体观念的体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爱奇”情结贯穿于《史记》创作的多个方面，在司马迁对人物和材料的选择上以及具体的行文中均体现了出来，是有其存在的深刻合理性的。

参考文献:

[1]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鲁 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赵明正：《〈史记〉写人艺术新探――遵循人性逻辑来表现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4]杨丁友：《其文直， 其事核――〈史记〉叙事特点》，《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

郅 剑、杨洪荣：邯郸学院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