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素质”的相通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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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典型古典文化概念演进的分析及现代文化概念的阐释，明确地提出文化的“四大特质”、“三大关系动力”及“一个核心”，并结合整体素质观的阐释，提出了文化与素质相通性的具体内涵：文化的“批判性反思”特质反应在个体素质上是个体独立性的彰显，是独立人格所应有的品质元素，是素质提升的关键和灵魂所在；“力求平衡的和谐性”特质中所蕴含的“和谐性”是素质提升的基本要求；“指向内在精神的个体性”特质中体现对精神价值的尊重，正是素质概念的核心价值观；“超越个体的社会性”特质中所彰显的普世情怀，是个体超越自身局限实现个体素质价值的动力与源泉，也是文化与素质最深层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 文化 素质 相通性 具体内涵

文化是从社会的宏观视角关注个体发展，素质恰恰是从个体的微观视角关注社会进步。从本质上来讲，文化发展以促进人素质的提升为优秀文化的评判标准，素质的提升以适应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为良好素质的衡量尺度。二者以促进对方的发展来实现自身的超越，可以说不论是优秀文化的提倡，还是优秀素质的提升，都是为了使个体与社会、世界建立有效而善意的联系，从而使人在个体和群体两个维度上发挥潜能，实现社会价值。

但是，在认识到二者深层相通性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化与素质的“博弈”关系。原因在于文化的历史性、群体性特征决定了文化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继承和共享，素质的时代性、个体性特征决定了人素质的提升主要通过对历史继承性的超越和发挥自身潜能来实现。显然，人素质的提升必须对文化具有一种扬弃和超越意识，同时也可以说文化只有通过“当代”人的扬弃性吸收才能真正实现其“当代”价值。那么文化与素质相通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现探讨如下：

1.“文化概念”演进中体现文化“四大特质”

“文化”包罗万象，其界定众说纷纭，与其在模糊的界定中探寻，不如从清晰而具体的“文化概念”中理出思路，发现一种相对具体而容易把握的规律。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概念的确立是作为一个与文明相抗衡的概念而产生的，“是19世纪德国中层知识分子寻求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双重产物”［1］。18世纪德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赫尔德率先提出了与文明相区别的文化概念。继此，马修·阿诺德、阿尔弗莱德·韦伯、诺贝特·埃利亚斯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概念。因为他们的“文化概念”不论是从历时角度还是从共时角度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典型性，所以本研究选取他们的“文化概念”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结合现代文化概念，进行研究并提出“文化概念”演进中的所体现的文化“四大特质”—“批判性反思”特质、“力求平衡的和谐性”特质、“指向内在精神的个体性”特质、“超越个体的社会性”特质。

1.1“古典文化概念”的演进

赫尔德文化概念的确立：在18世纪，经过各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决定性阶段之后，英、法两国都在欧洲以“文明”国家自居，而与他们的“文明”意识相反，德国知识分子用“文化”概念批判本国宫廷抄袭而来的所谓“cililite”（礼貌）的肤浅和表面化风气。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将纯粹化的理性看做是文明的标志和衡量历史进步的绝对标准，将知识和技能看做理性的最高代表。那些视理性为至高无上的思想家们拿着理性的标尺给其他民族过去时代的文化贴上“落后”的标签。而赫尔德则反对这种绝对同一的进步说。通过对启蒙哲学的“元批判”，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着重强调各民族、各时代的“独特精神”，从而在启蒙运动的文明观念之外确立新的文化观念［2］。赫尔德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个体性，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试图摆脱外族文明对德国文化的侵蚀，重新振兴德国的文化。根据汤普森的观点，赫尔德确立了文化的“古典概念”——“文化是发展和提升人类才能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吸收学术与艺术作品而得到推动，并与现时代的进步性有联系［3］”。

赫尔德之后维多利亚时代辉煌成就的取得，构成了英国中产阶级自高自大和自我吹嘘的雄厚资本，同时也是当时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由头。阿诺德以文化的名义对英国人沾沾自喜的文明提出了挑战。他针对英国人对外在机械和物质文明的崇拜，提出文化的内在性，针对英国国民中流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提出文化的普泛性；针对英国人的缺乏灵活性和片面性，提出文化的和谐性［4］。他认为文化具体是指“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规律，从而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5］”。阿诺德的文化观念受到了德语语境中文化概念的启发，但他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超出了“英国式的狭隘”，更超越了德国人把文化作为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手段的做法，使之上升到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高度，这正是他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所在。

之后，阿尔弗莱德·韦伯明确提出“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文明压倒了文化，人在物质文明大潮中彻底丧失了作为人类存在的自由本质，而变为物的奴隶”。马尔库塞认为：“文明反而把感性归属于理性，以至前者若要重新确证自身，就得以破坏性或‘蒙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理性的专制使得感性贫瘠化、野蛮化［6］。”文化谈论着人的尊严，而从不关心对人类来说更加具体的尊严的地位。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了传统社会学把“个人”与“社会”截然分开的做法，澄清他们只是人的一体两面，他在研究中非常注重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把人和事都看作社会网络体系中发展着的一部分。他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曾指出：“一个国家永远不会有教养过度，但却容易成为过度文明的种族。”

1.2文化“四大特质”

1.2.1“批判性反思”特质。没有“批判性反思”就没有文化概念的确立与发展：18纪赫尔德在德国“文化”与法国“文明”概念相冲突的历史背景下，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文明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强调用多样化的眼光看待各民族的文化，从而肯定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确立了古典文化概念；马修·阿诺德身处英国文明发展的巅峰时期，他从文明的内部，以文化为武器对当时整个社会展开了反思和批判。他的文化概念，既有古典色彩，又不乏激进的意味，由于最先洞悉了文明社会带来的精神危机，他的文化批判被人称为“历史的先声”，对我们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阿尔弗莱德·韦伯发动了19世纪围绕着“文化”和“文明”这对概念的论战，其实质就是德国文化现代性观念对以英法为代表的社会现代性论调的批判反思。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之间冲突的一种集中体现；埃利亚斯对传统社会学中把“个人”与“社会”截然分开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并澄清了它们只是人的一体两面，他的“文化概念”把人和事看做社会网络体系中发展着的一部分。可见，古典文化概念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的就是“批判性反思”这一“特质”，没有这个“特质”，“文化的概念”就不会确立，也不会发展，更不会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