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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雷雨》中的周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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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雷雨》问世以来,周朴园便备受瞩目,关于他的论述层出不穷,而任何评论首先应该建立在周朴园是《雷雨》中一个生命体的基点之上,否则就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透过情场中周朴园与鲁侍萍、周繁漪之间的感情纠结,亦可再认《雷雨》中立体、全面的周朴园。

关键词: 周朴园 个人利益至上 专横 良心未泯

自《雷雨》问世以来,周朴园便备受瞩目,关于他的论述层出不穷。“1949-1976年之间,几乎所有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都是把周朴园作为一个‘虚伪、自私、专横而又冷酷’的资本家负面形象而对待的,尤其是在他对侍萍爱情真伪方面,大家(以钱谷融为代表)普遍认为是虚伪或者虚假的。1976年以来,只有部分评论家(以蓝棣之为代表)认为周朴园对侍萍的爱情不完全是虚假的,而是有真实的成分的;但是这种观点基本上出现在一些期刊中,而在真正的文学史书写中却还是按照第一种观点进行编制的”[1]。本文则先将被拷问的周朴园作为生命体还原至《雷雨》之中,通过观照周朴园与其两个重要女人之间感情纠结,从而实现客观的再认。

周朴园与鲁侍萍堪称是《雷雨》中重要的线索性人物。我们在评论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时,历来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始乱终弃”说和“叶公好龙”说。再读《雷雨》,不敢全然苟同。

纵观剧本,三十年前周朴园与鲁侍萍共同缔造了两情相悦的主仆之恋,所以“始乱”从何而谈。另外,“始乱终弃”之说忽视了情感当事人之一侍萍的感受。我们首先关注事件的焦点人物周朴园的所言所行。三十年后侍萍历经重重磨难误入周公馆,亲耳聆听了昔日情人的肺腑之言:“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总记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于你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缘何是肺腑之言?事实胜于雄辩,因为他的确就是这样做的。三十年间,功成名就的周朴园依然执著地珍藏着侍萍用过的旧家具,从南到北不曾舍弃;依旧喜欢穿着保有侍萍痕迹的衣服,依旧坚定恪守侍萍夏天关窗的起居习惯。如若不是内心潜藏的拳拳深情作支撑,又怎会三十年如一日润物细无声地透露出来。当然,“爱情是一种双向的感情活动。因此我们还可从侍萍方面印证他们当年确实相爱过的事实”。[2]虽然侍萍再见周朴园时说:“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我没有委曲,有的只是恨、是悔。”但是,从侍萍百转千回探询周朴园的字里行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侍萍内心除了饱尝未婚生子的辛酸所引发的悔、恨之外,还有的就是对周朴园的念念不忘。三十年后侍萍依然清晰地记着:周朴园一共有五件纺绸衬衣,“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襟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萍字”。如若不是出于对周朴园真情的回应、希冀和留恋,当初又怎会巧夺天工般创意绣织,时下又怎能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更何况侍萍本是周公馆梅妈的女儿,如若没有周家老太太的默许,侍萍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地安居周公馆生儿育子,而且连生两婴呢?“这桩桩件件都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当初的爱情是建立在平等、自主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超越了阶级、地位的至美、至真的人间情爱”[3]。只不过当年的周朴园与鲁侍萍未举行结婚仪式而已,那么所谓的“乱”象何生?也许有人会说,即便如此,怎么解释三十年前周家抑或说周朴园丧心病狂的罪恶行径呢?又如何诠释三十年后鲁侍萍阴差阳错再入周家,周朴园“软硬兼施”扫其出门的作为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三十年前:在除夕的风雪之夜,周家为了及早迎娶有权有势的阔小姐,逼着刚刚生产三天的侍萍连同奄奄一息的男婴离开周家,侍萍携幼子走投无路最后只能选择投河自杀。就此举而言,周朴园一家着实卑鄙龌龊、罪大恶极,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朴园就不爱侍萍,只能说在权利与爱情、家族与个人的角逐中,周朴园的个人利益同软弱妥协最终占据上风,因此客观地讲他更热爱自己。同样三十年后,周朴园自愿修坟及签写五千块支票的所思所行,不能仅仅理解为怀柔策略。比对原著,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周朴园对侍萍还是心怀愧疚的;但是,周朴园毕竟是周朴园,当尘埃落定,他想方设法规避危机,历史的悲剧再度上演,鲁侍萍被周朴园二次抛弃。但是,“始乱终弃”之说还是有失偏颇。

此外,关于周朴园对鲁侍萍是叶公好龙似的爱、是虚伪的爱的说法,也有待商榷。《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关于“叶公好龙”的注解是:“比喻说是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并不真爱好。”叶公喜欢的是未曾谋面的龙,这是事实;他害怕勃勃生机的龙也是事实,这似乎与虚伪无关。三十年来,“由于周朴园的情感一直没有得到幸福,而是陷在痛苦之中,致使他时时怀念侍萍”。[4]虽然周朴园也曾一时堕落,但总体而言,为了营造一个圆满而有秩序的家庭,他除了会客,就是念念经、打打坐,能够洁身自好、不近女色。期间,无论走南闯北,他总是带着年轻侍萍的照片。然而,当韶华已逝、历经沧桑的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公馆,其身份之谜浮出水面之后,周朴园立即本能地展开质询,获悉侍萍鬼使神差重返周家的意图仅仅是带回四凤时,毅然斩草除根般辞退了鲁贵、四凤、大海。周朴园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根源就是侍萍活着这一事实本身潜藏着暴露他的罪恶历史、玷污他的名誉及家庭的危险。更何况侍萍此时正在周家怒不可遏地控诉他。“怀念带来的欣慰,毕竟远远比不上切身利害的分量。于是,他又一次斩情绝爱,想用钱来打发侍萍离开。怀念转化成了那种以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极端自私”[5],他又再一次冷酷地抛弃了侍萍。痛定思痛,“他怀念的不是眼前的鲁妈,而是那个年轻貌美、知书达理、贤惠体贴的梅小姐,是投河自尽而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的梅小姐,是他年轻的恋人”[6],同样是事实。但是,周朴园毕竟还不是一个十恶不赦、莫衷一是的人,不能因为周朴园曾经有罪,就彻底抹杀了他对鲁侍萍的爱情。当三十年的秘密被周朴园自己阴差阳错地公开之后,周家最圆满的秩序彻底被打乱了,此刻周朴园并未借助现有权利实施丧心病狂的报复,反而向侍萍赤诚地忏悔道:“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不仅如此,鲁侍萍与周繁漪突遭痛失孩子的变故,纷纷变成教会医院的精神病人之后,周朴园下意识最先关注的还是鲁侍萍。看一个人的感情忠诚度虽然结果也许不能说明一切,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总而言之周朴园还是深爱着鲁侍萍的,他的良心还未全然泯灭。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冷漠者,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生命尊严及生存价值所必然采取的无奈之举。

透过周繁漪,我们进一步观照周朴园。繁漪被周朴园“骗”到周家,逃不开,生了冲儿。在监狱似的周公馆,与“活阎王”周朴园相伴十八年,原本打算安安静静地等死,是周萍救活了她。繁漪只比周萍大几岁,应该算同龄人,但毕竟一个是继母,一个是丈夫从前女人留下的孩子,两人辈分到底截然不同。为什么繁漪敢于斗胆穿越的跟周萍亲密相处两年呢?难道老夫少妻就是繁漪背叛自己丈夫的根源吗?“曹禺在新版《〈雷雨〉序》中称‘繁漪是五四以后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繁漪所受的这‘一点新式教育’虽然不能让她完全突破‘旧式女人’的心理,像子君、莎菲那样走出家庭,独立于世,但是与‘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相结合,足以让她以强烈的意愿不再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去成全周朴园所谓家庭的‘圆满’,而是以更强烈的意愿,执著地去要求家庭的‘美满’”[7]。也就是说,繁漪这种超然的个性为其叛逆创造了可能。现实中,繁漪“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信的人”;周萍业已年近三十,自幼“丧”母长期独居家乡;二人严重缺失关爱,又都深受周朴园精神暴力的野蛮摧残。十几年来,桀骜不驯的繁漪被凶横的周朴园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而周萍也被亲生父亲周朴园逼得只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对此,曹禺虽未对周朴园的专横历史地拓展描述,但是看到周朴园当众几次三番威逼繁漪泪痕满面吃药一幕,就不难理解周萍的嗔怪“他的意见就是法律”之意义所在。这里的“‘病’和‘吃药’,已经不只是医学上的‘被治疗’和‘治疗’的关系,而是有着极深刻的文化隐喻性。周朴园用他的药方,表面上是治繁漪身体上的病,实质是想根治繁漪反抗的精神上的病”[8],维护其君临一切的家长权威。退一万步讲,即使周朴园规劝繁漪吃药是用心良苦,难道这就是繁漪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唯一理由吗?追根溯源是周朴园的专制与凶横,造成两个情热涌动、同病相怜之人滋生了之爱。但是作为丈夫,周朴园就没有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在举证谴责周朴园的同时,又有几人探寻过这个人内心的阳光地带。《雷雨》第一幕有这样一段描述:“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从中我们发现繁漪的身体的确有点问题,难怪周朴园多次让其吃药,其中也不乏关爱之情。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年迈的周朴园居然至今还记得医治繁漪“肝郁”的老方子,且一早就叫人抓了一付,还叮嘱要等到繁漪醒了再去煎药。离家两年从矿上回来的当晚,见繁漪烧得很厉害,就嘱咐仆人不要惊动之,一个人在楼下睡了。尤其是繁漪痛失爱子周冲与情人周萍之后,变成精神病人,周朴园不计前嫌义无反顾地探望曾经与自己儿子的妻子繁漪。由此可见,周朴园虽然与个性张扬、冷漠执拗的繁漪已没有爱情可言,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在无爱的状况下,周朴园仍没有背弃一个丈夫的责任”。[9]因此,周朴园也并非完全是薄情寡义之人,作为一个男人,他的有些作为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通过对鲁侍萍与周繁漪的关照,我们惊讶地发现周朴园的形象并不是单一、平面的,相反却是全面、立体的。周朴园的形象让我们再次直观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有力地颠覆了人们常规评价人物的一元论价值判断:即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或者说反面人物就一切都坏,不可能有好的一面。恰如高尔基所说:“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掺和着好的和坏的东西。”[10]因此,“认识周朴园,分析周朴园的文学价值,我们不仅要透视周朴园感情流程的某一时段,还应该结合全剧中周朴园感情流动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还原周朴园的本来面目,呈现人物性格的多重性或二重性(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周朴园的形象才具有流动不息、丰润多面的可感性和生命力”[11]。

参考文献:

[1]郭怀玉.重评《雷雨》中的周朴园[J].文艺争鸣,2010(24):85.

[2][3][11]杨德山.《雷雨》中周朴园形象再认识[J].艺术百家,2008(2):221-222.

[4]陈长伟、张大勇.从阅读可变性角度解读《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J].名作欣赏,2012(8):156.

[5][6]陈祖益.难以界定的周朴园[J].四川戏剧,2007(1):39.

[7]孟文博.周朴园道德观分析[J].名作欣赏,2011(11):140.

[8]王卫峰.周朴园性格的精神分析美学视界——虐待症性格(周朴园与家人的关系探析)[J].名作欣赏,2006(24):36.

[9]王宏根、秦祖辉.从“秩序”看《雷雨》中周朴园的意义[J].名作欣赏,2008(24):38.

[10]熊作勤.苦痛记忆的心灵回访——谈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J].名作欣赏,2011(24):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