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开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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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我于1988年9月进入台北辅仁大学的留学生汉语中心时，我把汉语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神秘的、能够给我一些重要启迪的语言。我当时认为，汉语的经典也许与古希腊的经典一样多或同样重要，所以我决心一定要掌握这些经典中的思想(或“神奥智慧”)。

在家乡奥地利，我没有学过一个汉字，我从台湾通用的注音符号开始学习，所以在头几个星期中，老师解释的汉字并不多。因此，我先买了一部《汉英词典》，每天自己在一些卡片上抄写一个部首的汉字(台湾的词典多是按部首排编的)。因为我太强调文字，我的听力和说话能力在一年后还比较弱，但我自己觉得有很大的成就——能够读古代经典是我最大的喜乐。我不久后买了一部学生用的《道德经》和《论语》(有注音符号和解释)。当我读这些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经典时，我感到无比快乐。因为孔子和老子的部分语句简明易懂，我当时在一定的程度上就能够直接读懂。

连那些没有学过汉语或汉学的欧洲人也知道，中国有很多“成语”。我同样对这些成语和格言很有兴趣，几乎从头到尾抄了一部上下两卷的《成语辞典》，将重要的内容写在卡片上，这是1989年夏天的努力和辛劳。我记得非常清楚，这部《成语辞典》在第一页上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一个俗语，而我当时很兴奋地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理解它为“耶稣得道，众人得救”。这种解释也许很牵强附会、很幼稚，但它表示我当时的思想，即：在汉语成语中要发现一些神秘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也能够暗示某些西方思想或宗教概念。

从此以后，汉语的成语陪伴着我，在谈话时我也经常用成语开玩笑。我发现，如果想批评某个中国人，用成语是一个好方式，这样可以说一些“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话。我也想比较有创意地用成语(所谓“别出心裁”或“异想天开”)，比如台湾的居民经常说外国人必须“适应中国文化”，所以我结合了两个成语表示抵抗：“入境随俗”和“同流合污”。当然，有的人说这是“歪曲地”用成语或“滥用”它，并没有什么“创意”。

在2000年后，我开始研究拉丁语成语，那时才知道汉语的成语在法学、逻辑学和宗教学方面比较少，与拉丁语的成语传统形成明显的对比。希望将来有机会进行“比较成语学”方面的研究。

在学习汉语的头两年中我一直自问：外国人能达到最高的汉语水平应该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能将西文的哲学著作译成汉语，这算为最高的水平(当时我没有太注意到文学的翻译)。所以我开始训练我自己作为一个翻译者，将外文(英、德语)文献译成汉语，但很少从汉语译成德语或英语。另外我在台湾也曾经想学习简体字，但一位姓徐的老师——她当时也许还不到30岁!——以非常严厉的语气禁止我学习简体字。

1991年到1994年我回到奥地利学习哲学和宗教学。我每天花一定的时间读汉语文献，因为我担心将会忘记汉字。偶尔我也去了一些中国餐馆。有一次我在一所餐厅里请三个从台湾来的朋友(他们在维也纳生活已经有5、6年了)给我写“怀疑”两个字(当然他们要写繁体字)。结果他们三个人竟然都写不出来，而我还能写出来。这样的经验使我感觉很骄傲，我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今天却为此感到愧疚——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毁坏了我的灵魂”，因为它曾经使我变成一个“有文化优越感”的人。但无论学习什么语言，都会有这个危险，学拉丁语或古希腊语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