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洗心听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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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2月28日，马连良出生于北京阜成门外的檀家胡同，父母皆为回族人，父亲马西园是个开茶馆的小老板。时逢京剧蓬勃发展的好时光，马西园是个戏迷，他的三弟、六弟又是唱京剧的，于是他利用此便利，在茶馆里办了个票房，邀请一些票友前来唱戏。当时的名票金秀山（金少山之父）、刘鸿升、德珺如都是这里的常客。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马连良耳濡目染，从小就成了一个哼哼唧唧的小戏迷。1909年1月，父亲决定送儿子“入科”。当时与马连良一同入科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花脸的马连昆，而相中他俩的是大名鼎鼎的萧长华。从此，马连良成为“喜连成”科班的学生。

【名师出高徒】

马连良不仅天资聪慧，心气极高，而且勤奋踏实。先有茹莱卿开蒙教武戏打底子，稍后由萧长华、蔡荣贵、叶春善三位名师亲授。

那时的科班学艺可真是叫苦，早晨6点起床练功，然后吊嗓子学戏，午饭后有演出的排队上戏园子，没有戏份的继续学戏练功，直到晚上到10点才睡觉。日复一日，相当枯燥。不过，也只有这样的底子，才可能在日后竞争激烈的舞台上站住脚。据说喜连成（1912年更名为富连成）先后教授过七百余名弟子，大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中国文化传统自有其传承的方式，也许在某些方面不够科学，确实需要加以改进，但如果完全持否定态度，另起炉灶、重来，则又会从根本上斩断文化传承的经脉。在严苛的培养下，马连良打下相当扎实的基础，成为科班出类拔萃的小童伶。

1910年，谭鑫培、陈德霖和贾洪林三位大家联袂演出《朱砂痣》，需要一个娃娃生，点名要喜连成派个小演员。几位老师一合计，决定派入科仅一年多的马连良配戏。但见这位10岁的小孩，不慌不忙、从容不迫间，居然就把一场重要演出给拿下了，赢得了大师们的交口称赞，认定他将来必会成为一个“角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大腕”。

马连良是个很讲究的人（回族人特别爱干净），台风极好，每次上台前都把自己拾掇得清清爽爽，骨子里透着大牌的气儿。到1914年再度排演《朱砂痣》时，马连良已成为主角之一。随后，他成为“富连成”的当家老生。

转眼到了1917年3月，入科8年的马连良“出科”了。

【志存高远】

出科后，马连良在三叔马昆山的带领下，到福州搭班演出一年。马心气很高，尽管这一年他已唱红福州，却依然感到自己内力不足。此时，又逢嗓子“倒仓”，于是他决定二次坐科，重返富连成。途径上海时，多次观摩了汪笑侬、王鸿寿、麒麟童这些大牌艺术家的演出，眼界大开。

1918年初秋，马连良回到北平，向叶春善社长表达了重新坐科的愿望。叶社长行走江湖多年，岂能看不出马连良的志向？不仅同意他重新入科，还把毕生技艺倾囊相授。马连良成为京剧历史上第一个二次坐科的艺术家。

京剧是舞台艺术，“唱念做打”是其主要表达形式，传统剧目中，不同剧目有着不同特点，可根据不同人物和不同情节，表达形式各有侧重。如今的观众，没听几句念白就催促开了：怎么还不唱？这种情形的出现与“样板戏”颇有关联：成套的唱腔、大段的唱段、主角分工相当吃重，与京剧传统产生深深断裂且无法弥补。这并非说京剧不需要变革，而是如何变革的问题，政治对艺术的干预，尽管会在某些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但对整个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重新坐科期间，马连良特别向叶春善学习了“末生”，尤其在念白上下了狠功夫，他时刻不忘广学博览、博采众长。他原本学谭派，却把当时许多流派融于一炉，为今后树立马派一帜，奠定了扎实基础。

1921年底，马连良再次出科，开始走南闯北，先后搭过沈华轩的临时班，尚小云的玉华社，俞振亭的双庆社，朱琴心的和胜社、协和社。这几年中，马连良两次南下上海，特别是1924年的那一次，与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的合作，轰动上海，把观众迷得如痴如醉。这是“南麒北马”的第一次合作。

【大红大紫】

1927年6月，马连良开始自己挑班挂头牌了，不过此时他还不是老板。挂了头牌就得有自己的戏码，用现在的话就叫“原创”，从此，他对传统剧目进行了大量改造，比如“三国戏”《甘露寺》。

《甘露寺》是《龙凤呈祥》中的一个折子戏，戏中的乔玄原本是个二路老生，唱词很少。马连良听说过去有人唱过大段的西皮原板传流水，于是四处打听，却无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无奈，马连良决定对剧目进行改造，他请戏剧家们重新编词，经过自己的传唱，这一唱，就唱出个红遍天下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这段唱腔轻快、俏皮、容易上口，一下就抓住了戏迷，我年少时，听老戏迷们唱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段。

经马连良改编过的戏不计其数，至今，许多戏都是京剧名家、戏迷们的保留节目。他对京剧的普及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马连良在京剧舞台上声誉日隆，自从七岁踏进科班的门，他就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心无旁骛，如今20年过去，取得成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比如马连良名剧《十道本》中的褚遂良，是一个以做功为主的角色，直到1955年演出时，马连良还能把褚遂良上疏的十道奏本一字不差地表达出来。据说他当年为苦练台词，到了连邻家保姆都听得烂熟的地步，这需要何等功力！

“马派艺术”由此应运而生。

1930年，马连良正式组班建立“扶风社”，表演艺术也日臻化境。1931年他与周信芳在天津第二次合作，再次爆棚，于是有了“南麒北马”之说。此后，他与余叔岩、高庆奎并称京剧老生“三大贤”，言菊朋在世时，这四位并称“前四大须生”。到20世纪40年代初，又与新崛起的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并称“后四大须生”，马连良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席。我们现在所说的“四大须生”，指的就是这四位。30岁放在今天，尚属“年轻”，马连良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便步入京剧的最高殿堂，说他是京剧界的“泰山北斗”一点也不为过。在马连良的提携下，一大批青年演员也获得巨大声誉，如叶盛兰、张君秋、袁世海等。

【进退失据】

1937年3月，马连良与人合作投资建立了新新大戏院，两层楼可容纳1400名观众，在当时是颇为现代化的剧院。数月之后抗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