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外宣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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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外交流日益增多，外宣翻译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旨在操纵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研究意识形态要素对译者的影响来考察中国外宣翻译。
［关键词］意识形态 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1－0038－02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后期，翻译研究突破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上升到对文化的反思，其中操纵学派最具影响力。该理论揭示了影响文学翻译选择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作为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外宣翻译（这里特指英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两种文化的烙印；作为对外输出的主要手段，外宣翻译受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本文旨在研究外宣翻译过程中，操纵译者的意识形态要素。
一、操纵理论
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提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必然受到一定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翻译就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并为权力服务。（Lefevere,2004 preface）
在多元系统论的启发下，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系统地研究了文本外因素与翻译选择之间的关系。他将操纵文学翻译的基本力量归纳为三种，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是指规范人们行为的形式、习惯和信条构成，呈格栅状。（ibd:16）它是一种观念网络，由特定时间和特定社会得以认可的观点和看法构成，使译者和读者通过它们着手处理文本。（Jameson in Lefevere,2004:16）在之后的研究中他再次扩展了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意识形态还应包括：权威、法律以及权力。诗学是指译者文学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体裁、作品主旨，原型人物与情景、象征等等的总和；二是一种文学观念，即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或应该起到的作用。（ibd:26）赞助人则是有“促进或者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权力的”人或者机构。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等诸多语言外因素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操纵着翻译的全过程。（胡芳毅、贾文波，2004）
二、外宣翻译
翻译，是人类为了交流而进行的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复杂的实践活动。就其译介的方向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中国历史上曾有五次翻译潮，公元148-1037年的佛经翻译、明朝后期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清朝末年西方人文主义和社会科学的翻译、20世纪中叶俄国文学的翻译以及现在国家建设事业各领域翻译。（林克难见Maria Tymoczko,Edwin Gentzler,2002）这些翻译的积极意义在于引进了当时社会发展之需，而它们无一例外是从外语翻译成汉语。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进步，因而出现了内外两股力量使中国在不断“引进来”的同时也积极地“走出去”，将我们的语言文化、科研成果、思想观点传播到海外。世界各国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想更多地了解中国。
外宣翻译是指以中国的事情为信息源，以外语为工具，向世界宣传中国。“外宣工作中的翻译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中译外，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对外发表和传播。”（黄友义，2004）
外宣翻译是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它受很强的“意识形态”控制，仅“宣传”这个词就在中外语境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宣传”的意思是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在中国文化中“宣传”具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而西方“propaganda”一词带贬义，几乎与虚假、欺骗同义。因此，译者在翻译“外宣”一词时本身就面临巨大的挑战，更不用说进行外宣翻译工作了。
然而外宣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建国，到实行改革开放，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于东西方政治体制不同，世界舆论充满了对中国的误解、不满、敌对。多年的外宣工作使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不再是以前出现在电影里那种“贫穷、神秘、落后”的样子了，但是误解、污蔑、敌视、无理指责依然存在。2010年12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以“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为封面，做了一期特别报道，仅看题目就知道“中国”之歪风依然在境外媒体横行。因而外宣工作者们呼吁：“我们中国人要立马行动起来，用西方人的语言和逻辑把中国人的事情讲出来，讲清楚、化猜疑。”外宣翻译“刻不容缓”。
三、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
译界曾用“被缚的舞者”来形容译者，学者们纷纷探究这无情的“镣铐”究竟是什么。有人说“翻译”是译者努力地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寻找平衡点，译作便是二者间的妥协。译者一方面受制于源语国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法律法规等因素，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目的语同等因素。译者是纵的操纵者。
外宣翻译作为人脑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意识形态要素影响。
首先，爱国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影响外宣工作者。只有怀揣对祖国的热爱，才能用生动的笔墨向外界展示祖国的魅力。只有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才能在面对外媒的指责时不卑不亢，敢于同西方传媒的歪曲报道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张长明，1996）特色词汇集中体现中国特有的事物、现象，其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建立。特色词汇翻译不好就可能变成中式英语。近年来中式英语遭老外“热捧”，但陈小慰提出中式英语是错误翻译，是不尊重中国文化的表现，对传播中国文化乃至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都是不利的。如人山人海――“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马马虎虎――“horse horse tiger tiger”，美中不足――“American Chinese not enough”，若将这些带有形象色彩的词语这样译出去，汉语言对外传播真就岌岌可危了。陈小慰呼吁：翻译时要把握好词语的政治内涵和情感色彩，维护民族语言文化和国家利益，树立我国的正面形象（陈小慰，2010）。
其次，语言文字“内外有别”意识影响外宣工作者。汉语和英语隶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两者存在巨大差异。就语音而言，汉语是声调语言，由四声构成了发音的抑扬顿挫从而产生一种音乐特征。（毛荣贵，2005：191）汉语基本由单音节构成，可以字字成句。李清照的《声声慢》开首一连串叠音，如泣如诉，哀怨婉转。而英语是重音语言，单词多是多音节词，连词成句。因此将该诗词译成英语如何既保留它的音韵美，又保留它的哀怨之意确实让许多译者煞费苦心。就句意和句法而言，汉语句式灵活，呈“竹节”状：句与句之前按语义或时间顺序相连，较少用连接词。而英语句式不多，呈“树形”，不同的句子成分之间用连词相接以体现逻辑关系。汉译英时译者常常要采取化隐为显的办法。
最后，“读者意识”和“宣传意识”影响外宣工作者。“读者意识”指要换位思考读者的需要和语言习惯。“宣传意识”指要积极地进行宣传报道，抢占宣传先机，掌握引导和影响舆论的主动权。外宣工作不能一味按照读者的需求办事，否则我们就会被牵着鼻子走，后果常常是得不偿失。如今年3月日本核泄露，核恐慌使我国各大城市纷纷出现抢盐潮，一篇新闻报道就以“盐慌子孙”――“炎黄子孙”嘲谑中国人。外国媒体趁机大肆渲染。因而我们外宣工作者就应该及时就出现问题的原因做解释，对政府作出的回应和采取的措施做深入浅出的报道来打消外国人对于我们的误会。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要素通过操纵译者来实现宣传的真实意图。
四、结束语
不懂外语的目的语读者必须通过阅读翻译来获得与源语读者同样的阅读经历。任何一位外宣工作者既受源语国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又通过操纵译文来操纵目的语读者，进而影响目的语文化。外宣翻译，因其根植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依附不同的文化，以及对于“宣传”的特殊要求，显得更为特别。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Lin Kenan.Translation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 in China[A].Maria Tymoczko,Edwin Gentzler,Translation and Power[M].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es Press,2002.
[3]陈小慰.翻译教学中的“守土有责”意识的培养――中式英语遭追捧现象剖析[J].上海翻译,2010.
[4]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
[5]胡芳毅,贾文波.外宣翻译：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J].上海翻译,2010.
[6]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7]张长明.增强政治意识搞好对外宣传[J].电视专论,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