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人的自我修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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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成大学，智效民40岁圆梦走进了研究院做学问。“一个人知识水平固然重要，但是你的见识、判断能力更重要。你必须对你生活的环境，对周围的情况有个正确的判断，才能决定你个人的命运，你个人所走的路。”

智效民2008年在北京昌平买了套二手房，和爱人搬了过来，和儿子住在了一起。66岁的智效民为记者打开门。在窗明几净、安详的家庭气氛下。他开始为记者讲起了他饱受理想“折磨”的过去。

智效民1946年出生于山西的一个富庶的家庭。虽然最近一直在研究民国知识分子，但他和“民国气息”最早的接触是在上小学时，那时候的老师还带着些“民国遗风”。“我的老师，或者是老师的老师，那些好的教育还在。他们就教你，不要死记硬背，要学会独立思考”，在这样的影响下，他报考初中时，出于“独立的意识”，主动报考了离家远但是能住校的山西师院附中。

小时候智效民非常喜欢数学。那时他的理想也属于“与国家和社会联系到一起的传统的个人奋斗”，他觉得科学知识能更好地建设祖国。上了高中，他“每天就做这个数学题特别有趣”。当时教他的数学老师原本任职于南开大学，每天来上课“拿出一个二尺宽的小条，看一眼就开始讲，课本从不打开”。

回忆高中的生活，他和大学的生活做了对比，“后来和上过大学的人聊天，我觉得所谓大学生活就是集体生活，就是住校。只要你住校了，你就能感受到大学生活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在中学时候就感受到了大学的气氛，我们的学生会也相对挺独立的，也有活动。”

而他虽然提前感受到、也十分向往大学的氛围，智效民却因为家庭背景没有考上大学。“小时候回家填表，我不知道我父亲的职务，他后来给我填了一大堆，当时给我吓坏了（我父亲民国时期给阎锡山工作过，解放后是政协委员）。”高考那年，“正是最左的一年，”智效民虽然参加了高考，但没有结果。早先，虽然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反而激起了他学习的动力，“就是这样我更要证明给别人看，自己不比人差。”

“家庭出身不由己，但道路由自己选。”智效民选择了一条“革命化的道路”，成为了一名下乡青年，力图“改造自己”，改造两年继续参加高考。但他刚经过两年“改造”，“高考就废止了。”他一时没了方向。

1964年刚下乡的时候，“我们一共去了80个人，人家让我当司务长，后来我知道，农村民以食为天，司务长是最大的官。我和一个被指定为队长的高中生，当时还觉得不错，将来可以搞一个共青团农场。刚开始还幻想着未来美好的前景……我第一年给我父亲写封信，谈我下来的感想收获，他看后激动得不行。”

但了解到高考取消时，他的心情“从一个高峰跌落到谷底”，“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主动把户口由非农业人口变成农业人口，我要回太原就不是城市居民，现在还无所谓，那时候白面、油都是有供应的，我农民户口没有任何供应，也没有收入，要给家庭造成很大负担。”这8年下乡最绝望的时候，“自杀不至于，但是我想外逃。想过逃到香港、前苏联，但抓住就是死罪，没抓住算失踪，也会牵连到家庭。要不是家里的牵挂，我可能会去外逃。”

1971年，智效民的生活迎来了一次转机，“重获新生”。“那年是教育问题最早出现危机的时候，“”没有师范毕业生，那几年也没招收师范生。那时候又是生育高峰。后来就从知青里边挑出些上过高中的人去教小学。”

“终于把户口转回来了。8年的炼狱般的生活总算结束了。”生活的新生，也让他萌生了新的理想，“之前我还看不起小学教员，但那时候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啊。我不当小学教员我回不来。我当时也很狂妄，我第一年当小学教员，过几年没准就可以当中学教员、大学教员。我下乡那几年大学也停办了，之前考上大学的同学，和我的起点也差不多。”

他准备“补回自己逝去的青春”，而且他决定弃理从文。“我把我哥的高等数学的教材拿出来，啃不动。我当时已经25岁了，再学自然科学也没人辅导，理科是另外一套语言系统，需要别人讲，不像文科，都是大白话。我弃理从文也是被逼上梁山。”

“25岁我就想，我这辈子要做什么。教师只能过渡一下。我当时很明确，从我的个性、爱好，我觉得就适合做学问。我当时也幸好弃理从文了。”

31岁时，高考恢复，作为初中教员的他因为“超龄”（其实那年最大有39岁考上大学的）和“自负”，直接报考了研究生。但第一次考研他觉得“被别人摆了一道”，“后来我听招生办的老师说，那年扩招，本来是要取复试成绩的前5名，我当时是第4，但后来被改成取初试复试的平均分，这样我排第六，就被刷下来了。”他报考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第二年考研的时候，考核的内容又加入了英语这项，结果很多人都没有考上。

辗转考了两年，他都没有考上研究生。他一边教书，一边也通过考研找到了方向。“我从农村回来，拿他们的教材努力自学，也能给自己一个方向。至少让自己的生命有点意思，要不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当教师很好的一点，是可以边学边干活。其实当教师，只要你办法得当的话，最受益的是你自己。你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给别人更多的东西。”

而因为研究生考试成绩不错，智效民被学校推荐考取太原师专教师培训班，“我想多找点读书的时间就去报了，就考上了。我想想挺滑稽的，我高考本科都不要了，来上师专来了，这也没办法……不由你。”后来又做过报社编辑等工作，智效民辗转进入了山西社科院。

那年他40岁，真正实现了25岁萌发的“做学问”的理想。后来他又进入了历史所，也经过了短暂的追求功名的时期，但由于和功绩挂钩的“课题”往往让他感觉受限，“没有独立性”。那时他经常和好友，也是邻居兼同行丁冬聊天，俩人就商量干脆不做课题，就做自己的研究。智效民于是开始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民国过去是，它需要重新审视，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最近几年，智效民的目光集中在民国时期大学老校长身上，将几篇文章集结出版（即《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意在为当代教育提供一个参考范本。书中的8位老校长各有千秋，除了读者较为熟悉的胡适，还有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校长张伯苓、抱着科学救国梦的任鸿隽、政治家出身的清华校长罗家伦等等。

书中较详细地论述了诸位校长教育方面的主张，比如很多校长都提到过的“通才教育”：“这里我只想强调，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根本区别，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前者是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或者一台‘会说话的机器’。陈丹青先生感叹说，如今的学生是‘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我看这与多年来整个社会不重视通才教育有关。”另外老校长身上的生活细节、精神品质也都有展现，比如梅贻琦校长在抗战期间合办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无暇照顾家庭，学校的福利都让给了职工，他的夫人韩咏华为了维持家用，不得不出去兜售定胜糕，她说“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这段日子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做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

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智效民觉得民国大学是一个难以复制的高度。他认为大学“是人生教育的最后阶段，也是决定个人未来道路的地方。针对于社会，他起到的是一个榜样和表率的作用。社会的风气、人们的价值取向都有关系。”也许是看到了那个时候的辉煌，智效民对现在的教育抱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也许是我自己走的弯路太多，也怕再经历那种从理想的高峰摔倒谷底的过程。”

采访的末尾，智效民笑着跟记者说，他就没赶上什么好时候，除了考大学受挫，生孩子生得晚又正好计划生育刚推行，而前些天退休，因为出生日期差几天，不能享受经大幅上调的退休金。40岁步入正轨评职称时，他有过一些压力，但后来和丁冬聊天，决定不做课题，也就看开了。2008年，他用大部分积蓄在北京昌平买了现在居住的二手房；2012年，他在自己66岁的时候，赶在限购令执行之前买了辆斯柯达（尽管家人都劝他这么大岁数还开什么车）——至此已花光了他大部分积蓄。有时他走出家门，开着车驶出不太繁华的昌平，只是想一个人独处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