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出和外部的消失(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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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The Whole Earth）是一个有关文化一历史的展览，它探讨的是关于星球范式及其在如今看来颇为含蓄的背景情况和历史。此项目把这个展览当做结合了图像、文字、音乐和其它素材的一种叙述形式。艺术在此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因为它不断地跨越、打破和撤换这个叙述形式。但是，有关理念的历史和时代的想象却处于风口浪尖上。侧重点放在现今与近期历史的预见性和观念性之关系上。通过历史化的举动，我们意图保持与文化一历史趋势的批判性距离，但实际上距离几乎不存在，因为至少就其结果来说，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个常态部分，被吸纳进入我们“环境”的新设计方案和系统定位的组织结构。

首先，《全球》关注的是近期历史里有关全球秩序的普世主义理想和观念的转变。其次，蓝色星球的图像，作为最后的普世主义符号，被置于舞台中央。同时被推上这个位置的还有它对于1945年后西方知识和秩序体系之“伟大转变”的影响的历史，即控制论化和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其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持续至今的以破除限界、侧重沟通、赋内在性为特征的反卡迪尔范式的全面兴起。第三，它关注这段历史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本土化。作为核心参考的《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在1968年由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首次出版。它在对技术决定论和嬉皮反叛（即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的调解方面功不可没。另外，由于它作为“目录”和非主流文化档案的特殊结构，从本质上代表了美国环境运动和在加州湾区兴起的计算机文化。这种混合之后造就了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和数码网络资本主义，而后者又引发了对于新经济的后现代全球化欣喜情绪。第四，我们希望可以展示当今对于“星球”方案的呼吁，特别是解决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方案，与1970年代早期在《全球目录》等的推波助澜下进入了主流话语的有关星球危机的言辞相去无几。

实际上1968年正是一个分水岭。与盛行的说法和宣称的意图相反，它并没有带来殖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终结，反而创造了其长久持续的条件。在过去，这个改变没有得到很好的归纳总结，单纯地强调对于非主流文化异议的吸纳。我们的目标就是展示出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此描述需要得到扩展，应该融入对现代性的整体批判，而后者却过早地已被当做宏大叙事的一种遭到摒弃。而这里提出的处理这一宏大叙事之一个层面的新方法是把殖民现代性的扩张期定义为多重外部或的建构，其特征是一系列的输出，即对于域外的有效转移、归属和同步的侵吞。在这个语境里，1968年的代表不单单只是著名的五月风暴，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表现地球这一星球的照片，由同处于这一转折点的阿波罗8号任务和加州非主流文化所传达。在这里，发展进程到达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这一发展的特征便是在现代性扩张期原本被排斥和视为对立面的非理性、外国、情感、戏谑、异域化的元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被逐渐再度输入和调度。早先的排斥是殖民扩张和剥削的前提条件，虽然它一直都是一个矛盾的机制。在从太空中拍摄的地球照片里，这一体系反转过来：对于外太空的扩张现在制造出一个根本的、内在的星球内部。或许非主流文化批判所表述的需求应该被重新在这个更大的叙事框架内得以诠释。

蓝色星球的照片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大的框架，并声称享有普遍的合理性。每一个普世主义的论述都可以被本土化。而且它是具独特性的，因为它基于获取力量的具体能力、处于特定的发言位置。蓝色星球的图像作为普世主义的询唤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其具体的本土化和历史性很快被人们所遗忘和否定。“全球”：是一个框架，它不允许有外部的存在，因而声称处于历史之外。它宣扬某种反历史的态度，因而区别于它的先导，即原子弹蘑菇云。后者与广岛核爆炸所引发的历史剧变有关，而且作为西方文明崩盘的象征也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关。蘑菇云这一符号彻底地质疑了西方现代性的普世主义，以及和进步这一概念有关的合法化论述。

蓝色星球展现了一个终结历史的完全不同的趋势。它超越了所有的框架、边界和预先设定的秩序观念，瓦解它们于一场海上眩晕之中：宇航员拉塞尔・施威卡特把他从太空观看地球的回忆命名为“没有边框，没有限界”。这里，所有“下面的”敌对、边界、冲突都退居后景，随之而退的还有历史以及其各种矛盾与抗争。这尤其是救赎的希望，因为实际的具体历史有望消溶进普遍的通用历史。但是，对所有框架的否定本身又是可能范围内最大的框架。因此，“蓝色弹珠”最终成为了一个多稳图像：框架结构的普遍化，发生在一个不再承认任何框架的框架里面。结果是一个无界限的封闭。

《全球》试图让这张图像重返它的特定历史，尽管它宣称超越了历史特指。通过重建蓝色星球符号与它产生时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联系，我们减弱了其普世主义论。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说这幅图像所宣称的合理性以外还有存在。这正是关键所在：并不从生态角度质疑外部的消失，而是不轻信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封闭，即把蓝色星球符号看作一台超越了所有差异和意识形态、可以促成无界限共识的统一机器。只要这种封闭的历史和结构情况变得明显，一个外部――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再一次成为一种可能。

无界限的封闭，以数码网络资本主义的系统普遍化作为呈现方式，旨在终结历史。它有着自身的历史和主角、通过不断制造排斥来维持其构建，这一点上不亚于之前的每一次帝国普世主义。但是这一次的普世行动采用了一个新的范式，其特征是间接系统、媒体调节的文化和权利技术。从地理上来看，这段历史很大程度受加利福尼亚州的影响，在那里西方殖民扩张走到了其地球上的尽头，因此改变航向，由向外扩张转为内部的强化。

于是，我们来到了这次展览的另一个重要参考：由生物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宣传家斯图尔特・布兰德所发行的《全球目录》。从它1968年问世以来，《全球目录》马上成为加州非主流文化的一个流行的公关宣传平台。要想探讨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信息社会转变时期的文化和技术发展，就必须研究加州的非主流文化。

但是蓝色星球的图像和加州和非主流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并不仅仅只是《全球目录》和主要位于加州的太空产业。最重要的是，对越逾限界的大胆尝试、对所有有关社会秩序和框架结构的专制想法的否定、还有对社会组织的“自发和谐”以及我们与“家园星球”关系的追求，让《全球目录》封面上的照片变成了白人非主流文化的符号。

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全球目录》的大环境里，一种特殊的联盟形成于迷幻文化和计算机文化之间，嬉皮士、控制论者、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者、技术崇拜者共同反对权利等级制度和专制机构，寻求一种乌托邦式的非法地带。但是，这个事件不仅表明了对彻底改变的诉求，也体现了边疆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在加州受到了实体领土的限制，需要拓寻新的领土：例如，在技术上和心理学上，虚拟和非物质领域。前述的联盟对于环境运动和数码网络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很多方面，大到加州、小至快速增长的《全球目录》汇流区，正是必然的内在化和强化开始的地方，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加州转变通过非主流文化追求“外部”的高度浪漫化，视其为无限自由和自发和谐的空间。它相信在一个明显无界限的多元化环境里，积极正面地自我实现的能力。但是它从根本上摒除了政治转变的要求，以自我经济的转变取而代之，后者不再富有带浪漫色彩的自由希望。通过一种社会性的“检疫”隔离，消极负面被隐藏起来。

《目录》不仅只是反映对蓝色星球图像的接受史，更是其散播的直接动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蓝色星球的图像要向我们传达的一切都在《全球目录》和它的继承者那里得到表述。因此，《全球目录》相当于蓝色星球符号的发言人，从外太空而来的宇宙信使，带来了“地出”（这个词指的是1968年阿波罗8号任务拍摄到的地球从月亮后面“升起”的震撼人心的照片）的新闻，预示着“星球”时代的到来。“地出”时代是这个宇宙符号降临地球，改变认识的长期过程，在太空外部创造的那个多稳图像的普遍化过程。原先向外的扩张性目光，投回到自身，传递着“再也没有外部了”这一自相矛盾的讯息。《全球目录》报道的第一则新闻被作为序文主题句，内容是：“我们是神，我们不妨干好这个活”。如果这个来自宇宙的符号背后确实有神，那也是必须成为这个星球的管理者、塑造者和“整体设计者”（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人类。另一个方面，《目录》里没有收录的一切（所有带强烈消极负面性的社会抗争）也被排斥在蓝色星球的图像之外：宇航员的证词表示，在上头反正也看不到这些。

能保持原貌从二十世纪传到二十一世纪的唯一乌托邦是有关生态环境的，是关于一个“与自然讲和了”的未来现代文明的理念（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0年）。除了无赖的军阀和莎拉・佩林（Sarah Palin）之流，没有人会再与生态需求对着干。谁会主张盲目地摧毁他们自己的生活基础？拯救地球的生命维持系统最容易达成普遍的、全球的共识。

但是，仔细检视一番就会发现，不管生态乌托邦的主张多么重要，其动机是极其复杂的。从理解到实施的道路明显是不平坦的，横亘着各种矛盾，甚至公开敌对的利益，不管是对于联合国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说，还是对于一个找寻生态责任准则的消费者个体的主观意识来说。这个脆弱共识的结果，即只能达成暂时的和解和协约，只可能通过更为紧迫的生态意识形态来缓解。现今生态环境确是一件大事，但是撇开包括日益强大的生物审美在内的一些增加自信的具体仪式，还是不明确除了紧迫感之外，其政治讯息究竟是什么。

1971年，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出版了《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一书。书里他抨击了一系列其他人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爆炸式”人口增长的假定，反驳说造成这个危机的其实主要是资本主义技术和剥削关系。他还设想了一系列的生态准则。头两个就和外部的消失有关。第一，每一件事物都和另一件事物息息相关，所有的生命体共处于同一个生态圈，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去向。生态圈里没有“垃圾”一说，没有一处“别地”可以让人扔弃废物。外部再一次消失。这个外部超出了直觉范围、现有的眼界和能把事物从其相关环境中抽出的实验室分离技术。也许巴里・康芒纳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也会导致“自然”的消失，这里的“自然”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处于人类（即文明的人文主义、西方现代性、工具理性）之外的，是一个被动的物质背景。这是笛卡尔广延之物的概念，要使它起到观念上和实际上外部的功能，就必须一方面坚信有关自治主体和其相对的被动物质的说辞，另一方面认定自然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和似乎无限的因素。这套说辞的可行性在人类世这个概念面前受到挑战，因为这个概念假设人类对星球的干预已经产生了地质影响。循环封闭实际上是星球主次观的终结，比如说气候变化只可能是全球范围的。

生态难题的加州解决办法，以《全球目录》为先例，从非主流文化以来就一直影响未减。此解决办法起源于控制论，在于实现社会和自然的系统联盟，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在这里被定为一套计算机系统，因而大概跟它们的潜能而非生物有关。

这个解决办法的社会功效远远大于其生态功效：它打着网络、系统、人造环境的旗号对资本主义进行重组。控制论原本是融合人和机器的一次突破，对复杂的非线性动态过程有着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但是，这次突破无异于创立了一个新的现实准则。控制论变成了一个普遍学科，因为它塑造了一个由系统和通信流构成的世界。循环也在这里开始替代直线：在反馈这个概念里，线性因果关系由循环因果关系所替代。反馈：物化的、无声的、客体化的世界有所反应、再次发声，尽管说的是计算机系统语言。当我们认识到机器、人类和自然在同样程度上摧毁了一切限界，曾经被视为绝对的法则现在被理解为纯粹是“学科性”的。“系统”变成了一个有魔力的词，在它的协助下可以终止疏离世界和卡迪尔主体性“外部”所造成的创伤，终止意识形态计划和对专制权力的强迫服从所造成的创伤。权威和意识形态等级分明的时代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间接的权利和控制模式，是一个由动态计算机方案所支持的管理方法。

但首先是和引入加州的亚洲精神性理论确保了控制论可以作为新泛灵论准则。伟大的重接、调和和异化的消除，以及资本主义的归化和教化由此开始。客观现实消溶于信息流通和关系里，自我和世界的关系也被简单理解为这个信息模式中的动态部分或功能。相应的，所有事物在这个生命和内在意识的宏大网络中成为一体。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全球目录》促进了有关“自然”和“技术”的新见解的形成，在控制论系统的大环境里，两者都被解读为地球上生命的组成和延伸部分。1990年代硅谷里存在着一批全球化、无界限网络社会的拥护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全球目录》，认为自己是一个技术生物体系的一部分、一个超有机体和其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当在生物化体系的旗号下的普遍化和统一化一开始，政治即刻消失。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临界点的另一端拯救政治和历史？也许要想着手这个任务就必须批判在控制论影响下至今很活跃的一种趋势，即视瓦解一切分界为己任，鼓吹任何事物一直以来都是相关的，因而经常忽略了其批判对象――排斥的机制和压迫的历史延续。这种批判希望能为旧有的权力形式（等级权威）找到替代品，但前者并没有消失，而是做出了调整并与其替代品（非等级网络）达成和解。在这个情况里，具体特殊的要求越来越不能够产生与批判对象的本质差异。违背其初衷，它反而助长了一种常见观点，即系统不存在外部，不存在切实可行的替代品。常见的非等级趋势越来越与那些反对权威和权力者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不是在机制和机构上继续努力，使它们能够赋予等级权力以民主责任。历史经验，特别是乌托邦式的嬉皮士群体的经验表明，这些现象不会消失，它们只是被吸纳进入可调节的环境中，在那里权力关系不可再被命名，因而成为了一种伪“无历史”。要与这样的情势对抗，除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之外，我们还应当牢记，必须要批判一直潜伏活跃着的宏大叙事，因为要做结构处理只有通过它们。任务是从“地球星球”这个背景来同这些叙事做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