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视角阐释发展、价值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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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1年11月15日～22日，中国摄影家杂志社与包商银行联合主办的《“百姓・百年”―首届“包商银行杯”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其众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历史老照片以丰富的影像内涵和学术含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本届双年展学术委员会主席方宁，学术委员会委员任大援、吴鹏、刘树勇、藏策，策展人黛安娜・金斯伯瑞（Diana Kingsbury），摄影评论家、教授顾铮、唐东平等于展后撰写文章，对此次双年展的策展理念、学术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和思考，本刊将分期进行刊发。

视角是摄影师创作的主要手段。站在何处，选择什么角度，捕捉哪些镜头，这些视角的选择映射出摄影创作者的想象力，由此形成观者所感知的世界。

摄影师是根据物理可能性、预期效果以及照片的最终使用选择视角的。还有些固有的因素，包括个人经历、文化观念和拍摄习惯，也影响视角的选择。

视角不仅是艺术家或摄影师的创作手段，也是个人主要的生活手段。在观察世界时，我们站在何处，选择什么角度，捕捉哪些镜头？换句话说，我们以何种视角观察我们的经历，在什么背景下形成我们的观点和信念？

就摄影师而言，个人视角取决于经验、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但人的大脑从根本上是由教育、社会制约、政治宗教教导、经济地位，更为根本的是身处的时空编译形成，并受制于这些因素。你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巴黎的贵族吗？你是19、20世纪之交时的杭州浣衣女吗？你是2011年在北京寻找IT工作，来自陕西的80后清华毕业生吗？每一种因素都是个人镜头的一个维度。总的来说，它们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千变万化的世界观。

2011年8月至11月，我受邀为中国摄影家杂志社举办的“百姓・百年”―首届“包商银行杯”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收集照片，三个月来我从网上档案馆和图书馆筛选照片，寻找国外摄影师拍摄的中国老照片。我们的目的是找到最古老的，尽量没有展出过的，最能表现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照片。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子图书馆，我们找到了大量中国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分别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学术及宗教机构中存档。其中符合我们要求的照片最早可追溯到1860年代。

1840年左右，摄影术从西方传入中国，在随后的50年中，摄影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外国传播媒介。那个时期的照片，要么是西方人拍摄的，要么很明显地受到西方意识的影响。晚清时期来到中国的商业摄影师在通商口岸城市成立工作室，拍摄人物肖像和风景照。而一些传教士不顾通商口岸的规定，深入到中国内地，拍摄乡村和穷人。如果没有他们拍摄的早期照片，我们就看不到当时中国的面貌。基督教传教士的工作性质对于保存晚清历史的确有很大作用。外国传教士不仅用照片系统地记录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档案（包括他们收藏的商业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也被收藏于对外开放档案馆，作为公共纪录。

我受约撰写在这次筹备展览过程中的感想。观摩100〜150年前中国老百姓生活状况的照片是什么感受？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在当前背景下回顾过去的中国是怎样的感想？

我认为，这些都跟视角有关。

在“百姓・百年”双年展开幕式上，有记者请我谈一谈老照片所反映出的过去和现在中国百姓生活状况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年轻的记者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答案。她在等我描述经济增长为中国大部分城市大部分公民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巨变。她想让我称赞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称赞中国的经济奇迹。这是当今中国的主流颂歌，所以我知道她在等我说什么。但我没有那样回答，而是从环境破坏方面叙述了经济飞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听到的是跟今天的主流赞歌完全相反的声音。每个人在面对我这个来自富裕国家的外国游客时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中国很落后”，那既是解释又是歉意，是拥有国家认同感的中国人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那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有很强烈的防御心态。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反映出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被压制的竞争性。听到了“落后”两个字后，我仿佛能听到后面的一句，“但是，总有一天……”

现在，20多年后，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天已经到了。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足以让整个国家为之自豪。但随着中国丢掉了她的防御心态，成为全球精英的一员，一个全新的国家视角迫在眉睫。只要中国仍用西方发展模式制定的标准审视自我，只要中国人仍然最看重经济现代化、赚钱和买东西这些事情，中国就将继续破坏自己的生存之本―文化知识遗产、道德精神传统以及自然环境。

所以当那位记者等着我称赞中国奇迹般的现代化发展，并让我比较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状况时，我只能想到一味发展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破坏―大气污染、发臭的河流、日益增长的沙漠、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大爆发。因为尽管相比于150年前，现在在中国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前途、更丰富、更多样，但为取得这些发展，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个角度看待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其实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破坏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贫穷。

我在中国时，很多时间呆在坝上草原张北县的一个小村庄。过去几年，那里的水源日益稀少。当冬天水管结冰时，村民们只能赶着牛车到一公里以外的泉水中打水。粮食供给依赖于天气，今年下雨，收成好，但在过去几年那里却一直遭遇干旱。夏天可以吃自己种的蔬菜，搭配馒头和莜面，但冬天只有腌制的咸菜或者豆芽。村里共有13户人家，只有4户有冰箱。那里没有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学校，没有诊所，没有商店。最近的医院也要走40分钟的路程。一天有一趟早上5点的公交车,但必须提前预约。

以生活水平标准指数衡量，村民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物质文明方面，这个地区已远远落后于现代化浪潮的步伐。但从另一方面看，村民们却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他们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吃干净的食物。夏天他们虽然劳动很辛苦，但他们吃得健康，睡得很好。他们吸取土地的营养，他们血脉相连，扎根于同一个地方，对自我和家庭有安全感。他们从根本上像曾祖父母和祖父母一样生活，面朝黄土背朝天，饲养牲畜，彼此生活在一起。他们贫穷吗？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贫穷的。他们富有吗？比现代城市的居民还要富有？是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富有的。

摄影能手会有意识地选择视角。拍出好照片是一门艺术，而角度的选择是这门艺术的基本技能。

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选择。受限于个体生命，我们都能选择角度，决定站在何处，如何看世界。不论出生在何时何地，拥有怎样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多少证书挂在墙上，我们都有权利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观。

21世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同国家的居民都是邻居。我们和周边国家甚至是大洋彼岸的人们交往接触。我们物质生活的交集随处可见，在沃尔玛和京客隆超市的商品货架上，在纽约华尔街交易大厅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里，在装满产自伊拉克汽油的韩国汽车里，也在产自深圳，由泰国零件装配成的电脑上。我们可以在百度、谷歌、Twitter和QQ上进行思想交流，在BBC、CCTV、半岛电视台和Youtube上共享影像。我们能够即时地看到也门一个小城镇、塞内加尔沿海，或者伦敦街头发生的事情。即使没有到达现场，我们也能够触手可及世界各地的影像，简单得就像瞥一眼邻居家的院子。

国家认同―这个依据种族、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划分人类的概念，来源于部落的生存文化。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将自己划归到目标往往会产生冲突的独立单位中。不管历史书籍和政治辞令如何陈述，随着人类越来越了解彼此的生活，作为同一个地球上的居民，我们发现我们离得不远。我们人类的关系跨越国界、语言和文化的隔膜。我们面对共同的、密切联系的、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

我来自一个富裕的国家，没有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中国生活过。我不能对他人或他国的实际情况妄加评论，但我可以提供另一种视角。我认为，不论我们的物质丰富还是匮乏，我们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仅靠物质并不能提供安全感，保障幸福美满的生活。过去中国百姓的生活很艰难，很辛苦，甚至很残酷，但却也充满了欢声笑语和同志情谊。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更加方便，也更加舒适，大多数人享受着30年前无法想象的生活，但是创造这些物质财富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今天的中国已到了新的阶段，能够探讨新的思想，做出新的决定，颁布新的政策。现在中国需要创造全新的国家视角，来看待自我和世界。

携带铜钱的男子。1917〜1919年间，四川，西德尼・甘博摄（Sidney D. Gamble），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善本、手稿、特藏库，西德尼・甘博收集提供

用脚踩水车灌溉稻田的农民。1917〜1923年间，中国，作者不详，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田间歇息时吃饭的一家人。1944〜1945年间，杭州，艾伦・拉森摄(Allen Larsen)，艾伦・拉森(Allen Larsen)提供，选自《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1945》（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四位女性合影，其中年长者裹了小脚。1870〜1880年间，北京，托马斯・查尔德摄（Thomas Child），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挑鸭子的男子。1915〜1925年间，四川乐山，阿奇博尔德・亚当斯摄（Archibald Adams），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推碾子。1917〜1919年间，北京卧佛寺，西德尼・甘博摄（Sidney D. Gamble），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善本、手稿、特藏库，西德尼・甘博收集提供

小女孩问老年商贩：“我该买哪些糖果呢？”1946年春，中国，哈罗德・希德特摄 (Harold Giedt)，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