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官府与学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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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战国时代和秦汉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入手，提出“学在官府”与“学在民间”两种发展模式，并通过引入“职位社会”、“品位社会”的观察维度，考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特征与社会大背景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学在官府；学在民间；品位社会；职位社会

一、引言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阶层中的主流。三代时，知识被贵族阶级所垄断，而这些具有知识的大小贵族则构建起了社会的基础。及至宗法崩颓，古礼不存，知识由贵族阶级转而向全社会开放后，中国便由贵族社会逐渐转为官僚体制的文官社会，而一个稳固的“士”阶层便形成出来，构成了后世知识分子的主流。

所谓士农工商，士乃四民之首；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的联系，主要就是由知识分子完成的。黄仁宇先生曾将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分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国之兴亡，社会之运转，少不了二者之间的协调与交流，而完成两者间沟通调和重任的，则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的特点、地位和境遇，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特征紧密联系的，而成为古代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镜鉴。因此，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梳理分析，考察知识分子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春秋以前，知识被贵族阶级所垄断，民间尚没有系统的知识流传，也没有民间的教育机构。因此，此时与其说贵族群体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阶级，倒不如说此时的知识仍然是贵族阶级的附庸，而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级尚未形成。

春秋时期，宗法崩颓，井田弛废，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王官之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治理实际需要，遂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这样的时代背景，也为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和独立，创造了机会。“士”曾经是“公卿大夫士”爵位序列中的低等贵族名号，然而，在春秋末期，社会的变革给了士阶层以本质的改变。正如王博先生所谈到的：

与此前的士相比，士人的地位固然可以说是下降了，从贵族成为庶民；但从积极的方面说，却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了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1

而谈到士阶层的形成，实在是要从孔子讲起。孔子开中国民间私人教育之先河，而成为将贵族知识向民间普及的第一人。中国上古时期虽然也有士，如起于版筑之间之伊尹，宁死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齐者，皆被后世尊为士之楷模。然而，士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大量涌现，还是以孔子为始。对此，钱穆先生曾评论道：

中国社会之所谓士，确然有其在社会上之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与特殊价值，则其事实始于孔子。2

也即从春秋末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士阶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在所谓一个较为明确的主体登上历史的舞台。因此，要想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实在是要从春秋之后细加体察。

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天下无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王官之学荒废，而民间百家争鸣。此一时代，是学在民间之时代。而后秦王扫六合，定大统，汉承秦制，为大统一之官僚帝国后，则立博士，建太学，君威隆盛，广兴教育。此一时代，则是学在官府之时代。两个时代，两种模式，遂造就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教育发展的两条道路，也营造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种风貌特征。是故战国之“学在民间”，与秦汉之“学在官府”，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两条典型的发展道路，后世此阶层之状态与命运，大略不出此两途。本文意在对此两途径予以考察和分析，以管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发展脉络。

二、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之总体特点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官学颓废则觅于私学，礼失则求诸野。于是知识传播于社会各个阶层，而四地之学者，亦竞相收徒讲学，成家立说。于是社会上一片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而形成较为典型的“学在民间”的特征。

具体说来，战国时期知识分子有着如下的特点：

一是民间办学，门徒众多。

战国时代，学术成果大抵是私人之作，要么属于司马迁之所谓“圣人发奋之所为作也”那一类，要么属于门人弟子编纂汇总。总之，学术成果的主要部分皆是民间之所出。再说教育，战国时期之教育亦是孔子时代私人讲学之发扬与延展，官学荒废，而学者之间皆是私人的师承关系。直至战国后期，方在齐国有了稷下学宫之制度。然而此一学宫，亦有大不同与后世之太学或前世之官学者，盖其并非承继于周代之官学体系，而只是当时民间学术繁盛，豪门私家养徒的一种公共化的体现。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一自由讲学者，同时又是一自由养徒者，其势震撼上层贵族阶层，乃始有齐威、宣以来稷下之制。3

稷下先生可以在学宫内任意讲授自家之言论，而给予其衣食无忧的待遇。究其目的，只是要营造文化兴盛的氛围，借以笼络人才，而并非宣扬某种齐国的政治理论。是故与其说稷下学宫是官办教育机构，倒不如说它是由政府建立的一个民间讲学之场所。实际上，稷下学宫的存在也正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民间讲学氛围的浓厚。

孔子当年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私学由于深入民间之中，有教无类，因而往往能扩大其教育之范围，而在社会中取得巨大的影响。这样的风气，随着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有增无减。孟子当时后车数十辆，从者数百人；墨家更是通过在工匠阶层中的广泛影响而建立起一套严密的鉅子式社会体系。至于齐国的稷下学宫，荀子等人在斯讲授，其地称先生者逾七十人，朋徒群集，数百千人4。以上种种，均可见当时民间办学之兴旺。

二是道不能行而备受尊敬。

尽管战国时期民间学术活跃，影响广泛，但知名的知识分子，往往不能遂其一番经世济民的思想，大部分亦不能步入政治的高位，而多有道不能行之慨叹。孟子在诸侯间游走，遂有雄辩的口才与治国的大道理，然而其仁政之道终未曾践行于战国之社会。如子思等孔门其余再传弟子，亦未曾与政治上见有大用。至于墨家，墨子亦是终身布衣，而其弟子者，唯能做一二守城之小将，或豪门之家臣，亦未在政治上有所施展。至于名家如惠施、公孙龙者，虽然能够为一国之相，亦不能在政治上有任何见地。若所谓战国时期士人中有为世所重用者，唯纵横家一派而已，所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5者也。然而孟子既然目张仪之活动为“妾妇之道”，后人也便不将其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之内。由是观之，战国时代之士人，实在是以不得志者居多，而未能施展平生之理想与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