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一部选官用人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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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一部《资治通鉴》可以发现，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并站在治国理政高度上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总结。

“德者，才之帅也”

《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司马光为了论述其关于用人标准的理论，在叙述三家分晋的事件之后，追述了50年前三家灭智伯之事，并由此引发了一段长篇的关于才德关系的议论。

原本是智家的势力最大，为什么没多长时间就被赵家消灭了呢？司马光通过鲜明的对比，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智伯之所以亡，关键是“才胜德也”，智氏在选接班人的时候，过于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司马光认为：“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聪、察、强、毅是才的具体表现。而德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正、直、中、和。这四个字是司马光强调的用人标准的核心，是纯正、正派、正大光明，强调的是协调、均衡、和而不同。而在才与德二者关系中，只能以德统才，不可以才胜德。司马光接着按照才德之有无及其相胜关系，分人群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至于取人之术，则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唐文宗太和八年，面对牛李党争的困局，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在司马光看来，这是唐文宗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他批评唐文宗总想在臣僚之间搞平衡，发生争端的时候，不问对错，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明明知道对错，也不敢表明态度，支持正直公忠之士。

“先器识而后才艺”

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的德还体现在器识上。一个具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器识宏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别强调器识。在记唐代儒将裴行俭去世时，司马光又追述其担任吏部侍郎时“有知人之鉴”，通过裴行俭对包括“初唐四杰”在内的几位年轻士子发展前途的判断并得到应验的事例，突出表达了“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的观点。

司马光看重器识，还体现在他对唐玄宗朝被人们称为“伴食宰相”的卢怀慎的态度上。因为自己的同僚是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气场强大，才能突出，所以遇到事情，卢怀慎都推给姚崇去拿主意，只是每天和姚崇一起吃工作餐。司马光记此事为：“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接着就为卢怀慎辩解：“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司马光并不认为卢怀慎是吃饭不干事的宰相，而是有气度有容量的贤臣，是符合其“正直中和”准则的有德之人。他因此提出了同僚关系中的两种不良倾向：“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娼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

在司马光看来，实行集体宰相制的情况下，如果和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同僚共事，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顾国家安危、不讲原则地附和他，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这种人是应该批判的罪人。如果和你同僚的是贤者智者，你非要与其一争高下，甚至不惜采取阴谋手段，对其进行扰乱、诋毁，以达到分其权、窃其名的目的，这同样也是历史的罪人。司马光为卢怀慎辩解，强调的是，谦退也是一种气量和器识，推功于贤智之人以维持一个团结协作的领导班子，而不是处处去出风头抢角色，因此而被人们不冷不热地讥讽一句“伴食宰相”，这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举之以众，取之以公”

选官与用人，除了讲究原则，还需要有制度的保证。到司马光的时代，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完备到出现了新的困局。一个人能否做官，能够做什么级别的官，不是哪个人可以说了算的，而是通过严格的资历体系各项指标的计算得出来的。这个资历体系，由出身、任职经历、考绩、举主、年资等等因素构成，而且都是有档案可查的。用苏轼的话说，“今举于礼部者，皆用糊名易书之法，选于吏部者，皆用长守不易之格”。所以，他提出了任人与任法的两难抉择问题，“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并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中？”（苏轼《私试策问·人与法并用》）简言之，苏轼的问题在于，选官用人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司马光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苏轼之问”，却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唐代中期宰相崔祐甫用人之时，间接提供了一个答案。由于德宗皇帝居丧，崔祐甫获得了特别的授权，面对前任宰相常衮积压的大量人事安排，他放开手脚，不到200天的时间里，就安排提拔了800来人。德宗皇帝对他说：“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崔祐甫回答：“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不认识的人自然无法知道其才能德行如何了。德宗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君臣之间的这段对话，涉及到苏轼说的任人与任法的问题，崔祐甫的做法是任人而不任法，凭着皇帝的信任，本着一颗公心，在自己认识的人中大胆提拔任用。

司马光并不认同崔祐甫的做法，仅凭一人之力，熟识的人总是有限的，即使完全出于公心，也不可能没有遗漏。他提出的办法是：“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这是司马光有关选官用人问题论述中最切近制度设计的议论，也是对“苏轼之问”最接近出口的一个回答，这样做既不陷于人情干扰，又可免于越来越繁密的规则的束缚。

（摘自《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