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计划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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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计划的政策制定（Policy-making for Indian Planning）》是一本献给艾鲁瓦利（Montek Ahluwalia）的论文集。迄今为止，在印度17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艾鲁瓦利是印度计划委员会任期最长的副主席。

这本书涉及了诸多方面的内容，从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梅格纳德・德赛（Megnad Desai）勋爵对印度计划史中经济思想和人物的深刻研究，到德赛(Nitin Desai)提出的在自由社会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下进行有计划的挑战，再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Ravi Kanbur）对库兹涅茨增长与不平等看法的质疑。在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中，艾鲁瓦利著有许多开创性论文，有两篇尤其著名。第一篇是与世界银行著名总经济师钱纳里（Hollis Chenery）合著的《增长下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1974年），这本书被史晋川称为麦克纳马拉任期下世界银行的思想基础。第二篇是他于1990年写给当时印度总理的报告。印度商务部长哲巴伦（Chidambaran）在序言中说，这份报告为印度1991年开始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艾鲁瓦利任期中，他一直致力于解决包容性发展问题。索里杰特・芭拉（Surjit Bhalla）对印度贫困数据进行回顾，发现贫困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持续增长，Hari Sankaran认为，快速城市化和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迫切需求是计划成功最大挑战之一。世界电信公司董事长Sam Pitroda大胆提出，使用建设到村级的创新性公共信息基础设施解决包容性发展问题。

印度是一个具有诸多反差与矛盾的复杂国家，通过计划的方式来实现发展，这对市场建设的成功至关重要。为了实现国家的稳定、包容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一计划必须解决巨大的复杂性和愿景冲突的问题。为实施政府政策，印度政府的运作系统包括28个邦和7个联邦属地，51个联邦部门和难以计数的法定机构，各级政府下的国有企业，以及超过25万个的村委会。

没有哪篇文章对这一复杂性的分析能与辛格（N.K. Singh）的论文相媲美，他研究了中央地方关系及所有地方内部真实的政治经济问题。财政联邦主义必须解决纵向（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与横向（邦与邦之间以及不同部门和法定机构之间）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和其他大国一样，印度的困境在于，中央政府收入占各级政府总收入60％，而约60％政府服务的支出和提供却是地方政府。虽然宪法规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是非自主决定的，但这里必然存在支出可自主决定的成分，这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学范畴。这时，深入理解官僚与政治机制就是使巨大的国家系统得以进入正常轨道的关键。

印度崛起于大国间互动不断增强的中，如欧洲、美国和金砖四国，这些国家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大的人类与生态影响力。

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院院长修姆（Parthasarathi Shome）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敏锐地指出，成功发展最终靠执政能力。

最后两章是世界银行的罗伯托・扎格哈（Roberto Zagha）对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研究，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姆・拉扬（Raghuram Rajan）关于全球政策是否可能互相协调的文章颇为有趣。Rajan的结论是，政府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但改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它涉及在政治上难以付出的短期代价。然而，他看到了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机构可以把握机会，通过增进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交流而有所作为。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发展与计划经验的最好的书之一。在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和他出色的顾问团队的领导下，印度从1991年起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

但包容性发展的道路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如何在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挑战，也是增长缓慢但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的发达国家的挑战。然而，印度和中国的经验表明，更快的经济增长为解决贫困问题创造了机遇与新的资源，而这是陷入停滞的经济体所没有的。

或许在各种未知的道路上，印度和中国为激励国家与市场有效运作，以实现包容的、生态可持续的发展做了真实的实验。不论成功还是失败，这些关乎全球40％人口的新增长模式，将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