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看当前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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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存在着较大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人口红利”的积累是导致当前经济增长率偏快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持续较长时期的“人口红利”决定了我国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
当前较大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偏快。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本成本和高投资回报率，刺激投资和出口增长，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由于我国“人口红利”还会持续较长时期，由此决定了我国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
解读当前的通胀压力
产出缺口表明当前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估算产出缺口可以评估通货膨胀压力。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的1978～2006年产出缺口曲线如图1所示(参数选择25)。1999年到2002年，我国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并不断扩大；2003～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逐渐摆脱了持续五年之久的通货紧缩，产出缺口逐渐缩小并在2005年转为正值，2006年扩大为3093亿元。
经济增长率缺口表明我国存在着需求拉升的通胀压力
对实际GDP增长率进行HP滤波后得到的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的缺口表明(见图2)，1997～2002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GDP增长率，增长率缺口为负；2003年我国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2004年和2005年缺口逐渐缩小，2005年仅高0.02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分别为0.62和0.71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表明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来源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
超额货币缺口表明我国当前存在着通胀压力
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从而总需求过度会引发通货膨胀，但如果这种总需求过度是由某些实际因素引起的，则不会持续，只有当需求过度是由于货币过量发行引起时才会导致通货膨胀。引起总需求过度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二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总产量增长率的程度(超额货币缺口)是度量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指标。
2001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年M1流通速度一直稳定在5左右，年M2流通速度保持在2左右，略微有所下降，年M0流通速度2001年以来缓慢提高，从2000年的21.73提高2006年的25.2。以M和M2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季节性波动明显，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相当稳定，除2005年前三季度稍高外，其余季度均保持在1左右。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说明，我国总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
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引起总需求过度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货币供给增长率减经济增长率)，M1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7个百分点以上，M2与GDP增长率之差都在8.3个百分点以上，是2004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2006年我国超额货币缺口，M2与GDP曾长率之差都在7.4个百分点以上，2007年M1与GDP增长率之差在8.7个百分点以上，是2007年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
综合考察产出缺口和超额货币缺口，可以认为，2003～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经过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2005年产出缺口和经济增长率缺口均很小，经济总体上供求平衡，物价回落至1.8％的较低水平；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产出缺口扩大为3093亿元，占实际产出的1.47％。2007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而且超额货币缺口较大，虽然以M2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有所减小，但以M1计算的超额货币缺口居高不下，居民通胀预期明显加强。因此，当前我国存在着较大的通胀压力。由于贸易顺差和货币供给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且货币供给作用于经济增长通常有一年以上的滞后期，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居高不下，我国就仍将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存在着典型的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它是由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偏快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不可忽视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泛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转变(见图2)指从前工业化时期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后工业化时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变化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滞后于人口死亡率下降，导致若干年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继而引起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根据估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个百分点。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在东亚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从劳动供给角度看，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速度存在着一定差异(见图3)。在人口经济负担上升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低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在人口经济负担处于下降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将提高分工效应，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随之增加。
人口结构变化可以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代际更替关系。从个人生命周期来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会减少家庭支出，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储蓄比重的提高，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其中，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经济起飞时储蓄率达到35％以上，香港、韩国、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在30％、甚至在40％以上。随着经济走向成熟，日本的储蓄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这种趋势是造成日本经济增长减速的一个原因。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及时转化为实际劳动力供给。二是储蓄率提高而增加的储蓄及时转化为投资。储蓄增加、投资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才能实现“人口红利”。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人口基数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充裕的资金供给、较低的资本成本，这样便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成本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消费率较低而储蓄率较高，从而资金成本较低。同时由于就业压力巨大，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均是充分就业目标的内生变量，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成为充分就业目标的政策变量。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金成本使得投资回报率较高，从而刺激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
根据解放以来历次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比重在1964年之后持续提高(见表1)，同时从主要人口大国人口年龄构成比较看，200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仅低于俄罗斯和泰国，处于较高水平(见表2)。1964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较快，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见表3)。
表2是1953～2005年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可见，1964～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其中1964～1982年为7.1％，1982～2005年 为3.6％，1982～1990年为10.1％。
1990年后，1990～1995年的“人口红利率”为-0.3％，1995～2000年为8.5％，2000～2005年为4.6％，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来源，“人口红利”构成经济增长的一部分。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还会通过影响储蓄率和消费率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随着人口转变，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转变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我国储蓄率逐渐上升，2005年达到48.1％。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消费率低而储蓄率高的结果必然是投资率和净出口率高。这就意味着，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逐年走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减弱。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人口基数固定的情况下，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使低劳动力成本得以维持。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2％～4％(见表4)，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5％～13％，巴西、墨西哥的20％～30％。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带来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导致资金丰裕，资本成本低。另外，由于就业压力巨大，充分就业目标使低资本成本得以长期维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金非常丰裕，存贷款差持续扩大，实际存款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
低劳动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导致高投资回报率。世界银行2006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季报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1998年的2％上升至2005年12.7％，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7.4％上升至16％，所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股权收益率超过了15％，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留存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据白重恩、谢长台、钱颖一的研究，1978～1993年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为25％，1993～1998年间趋于下降，1998年至今稳定在20％左右。高投资回报率刺激外商投资增长，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52942个，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6224.3亿美元。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贸易顺差及货币发行的影响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尽管存款收益和贷款利率都很低，但我国银行存贷差从1994年1月的-3779元增长到2007年8月的12.13亿元，这意味着由高储蓄率导致的贸易顺差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低资本成本和鼓励外商投资政策导致外商投资加工贸易项目激增。1979～2005年，我国累计吸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中约有70％是投向制造业，在我国造就庞大的加工工业和规模巨大的进出口加工贸易。以境外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加工或代工为主要手段，在我国进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是导致高额顺差产生的主要原因。计算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顺差平均有89％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平均又有74.8％来自于外资企业。由此可知，67％的进出口总顺差是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形成，即使在2005年一般贸易顺差相当大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在总顺差中的比重也达到了63.3％。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为说明这一点，将因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中扣除，发现调整后的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速，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均大幅下降。与调整前相比，2001～2006年调整后的M2增速平均下降4.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平均下降0.3。这表明贸易顺差扩大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是形成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直接原因。从2006年的情况来看，调整后的M2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值下降了0.47点。
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引发的总需求超过经济资源决定的总供给。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导致的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本成本，刺激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导致出口的增长，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偏快的直接原因。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当前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发行过快的直接原因。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又是持续提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导致的高储蓄率、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必然结果。因此，本轮通货膨胀可以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人口红利的积累得到解释。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优势还相当明显，投资回报率水平仍比较高，这就决定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和贸易顺差仍会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会维持高位；在人民币缓慢升值和国际资本项目顺差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货币发行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仍会较快增长，这就决定了较为持久的通胀压力，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是通胀压力的一种表现。在居民消费倾向稳定和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时期，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消费需求直接拉动的，而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产生了非食品生产对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过度需求，生产食品的经济资源供给不足、产量和供给下降引起的。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偏快超过了有限经济资源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的。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经济资源有限供给与过度需求矛盾冲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食品价格上的集中体现。
可以预见，短期内即便食品价格随供给的改善而出现了暂时的下降，持续的通胀压力还会通过其他产品价格上涨表现出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之策。可以预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是同步发生的一个长期过程。
我们注意到，目前我国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接近最高的时期，之后才会缓慢回落，即使最初回落的一段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高，对储蓄、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显著。在这期间，如果经济增长仍然保持较高速度，我国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通胀压力如果在实体领域难以释放，必将会在虚拟经济领域得到释放。
目前，我国实体经济领域中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虚拟经济中股市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如果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力度较大的调控，必将会推动股市价格的快速上涨；反之，如果对股市进行较大力度的调控，就会推动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反复比较，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的力度会更大一些，而对股市进行调控的力度会小一些，这就意味着股市还会有较大的上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