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的精致与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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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结西泠

光绪三十年（1904）的一天，四位喜爱篆刻的年轻人，在杭州西湖孤山西北隅的人倚楼谈印论艺，兴酣意畅。这一次集会，他们比以往话题拉得更开，目光投过烟波浩渺的湖面，远眺遥遥相对的南高峰、北高峰。其中一位把玩着一方古铜印，叹息道：“吾浙篆刻薪火相传800年，时至今日，刻印的不少，但真正能超凡脱俗，把传统精粹很好地传承下来的已经不多，而且今天还显出一些颓势来。”另一位呷了口茶，感触深重地说：“篆印之道，绝非仅仅技艺，更需要金石文字、书画诗文等方面的学问来滋养。我们如果鸠集大家一起来探讨印艺，收集和研究与印学有关的金石文献，就可以把篆刻提升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讨论越来越热烈，第三位迫不及待地抢白：“篆刻如果只限于书斋孤芳自赏，只会越搞越小。靠几个人的力量在收藏保存金石方面难有大的格局。我们专门成立一个印社，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加盟，就能聚沙成塔，就能嘉惠天下印人，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啊。”“好主意，我赞成！”第四位道，“我们各尽所能，就在这个位置，开山启社，慢慢开始营建，若干年后，一定会有不错的格局。我们叫它西泠印社吧，边上就是西泠桥。”

“谁当社长呢？”四人面面相觑，一时沉默。“先干起来。我们的梦想是把社建好，社长的事以后再说。”他们异口同声。

纵目远眺，遐思纵横。南高峰、北高峰，在四位印人眼中摇曳起来，似乎变成了两枚印章，他们几乎要揽手过去，有一种在上面刻点什么的冲动。

以上是根据史料记载，对创社经过的情景再现。这四位创始人，即叶铭、丁仁、王禔、吴隐。那一次他们“慨然有感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辟地若干弓，筑茅三两室，风潇雨晦，乐石吉金，惟印是求，即以为社。社因地名，遂曰西泠”（胡宗成《西泠印社记》）。百年之后，西泠印社成为中华第一名社，成为海内外印人心中的圣地。

西泠又名西林、西陵，位孤山西北角，原本为西湖岛屿的孤山，在此靠一座西泠桥与北山陆地接壤。“西泠”所指就是这方数弓之地，可历史上的名声不小，是杭州风雅密度最高的地方，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南朝名妓苏小小墓就在西泠桥的另一头，因此乐府中有“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之句。因为这里是游冶西湖的核心之地，也是杭郡文人雅集之地，周边几十步的范围内就有白居易驻足过的“竹阁”、纪念欧阳修的“六一泉”，有建于北宋的“四照阁”等。历史上一些社团诗派，也有以西泠为名的先例。如清代顺治、康熙间有杭州诗人在此结“西泠诗社”，诗人有“西泠十子”，诗派号“西泠派”，流传有《西泠十子诗选》。雍正、乾隆间，吴西林、丁敬身、金冬心、魏柳州、奚蒙泉5诗人组合也经常在这里雅集，辑有《西泠五布衣遗著》传世。西泠印社的创始人非常有历史眼光地选择这里作为社址，把印学文化与人文气脉、篆刻艺术与湖山胜景糅合在一起，为日后西泠印社规模扩充、声名远播，打下了良好基础。

印传东浙

西泠印社创立的深层原因，应当是篆刻发展的自身需求。浙江人文荟萃、书画繁荣，从而对于篆刻艺术发展与提升，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浙江又盛产印石，青田石、昌化石、寿山石三大印石体系中，浙江占了前两种，温润细腻、鲜艳华丽的印石与篆刻创作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个历史与地理环境中，浙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文人篆刻发祥地，而杭州又成为浙江篆刻的重镇。西泠印社的创立，既是印学发展新进程的新标志，又是这个地缘、文脉渊源经久孕育、催生的结果。

篆刻艺术是在古代实用印章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商周之际，印章作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实用物开始出现并流传。这些印章，一直是由专业工匠制作的。宋代以来，随着印章在书画创作、鉴赏收藏、书信往返等文化生活领域的广泛运用，文人对印章的审美功能重视并逐渐介入创作，同时对印章形式之美有了刻意追求。文人参与创作之后，极大地改观了印章的艺术品质。创作手法的探索，创作材料的开发，创作审美思想的形成，促使篆刻艺术从自发转为自觉，开始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浙东篆刻薪火相传800年，而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王冕三位浙江籍印人，在中国文人篆刻自觉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孟頫（1254～1322）以书画诗文著称于世，他也是一位开启风气的印学家。当时文人篆刻兴起不久，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没有正确的审美引导，追逐新奇一时成风。赵孟頫有感于此，提出了以秦汉印章“质朴典型”为归的复古思想，为后世“印宗秦汉”这一篆刻核心观念的确立，作了重要铺垫。

吾丘衍（1272～1311）在篆刻思想上与赵孟頫呼应，梳理了篆刻创作技法，把印宗秦汉的观念具体化，从操作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技法要点。这些创作理论集在他的《三十五举》之中，这部书也成为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篆刻学专著。他又是一位集创作、研究、教学于一身的职业化印人。

王冕（1287～1359）为浙江诸暨人，他出身贫寒，刻苦勤勉，最终在绘画、诗文等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王冕是一位探索性很强的篆刻家，在篆刻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尝试用“花药石”刻印。此前，印章的创作材料以铜、玉等硬质材料为主，创作依赖专业工匠，技术上的难度桎梏了文人创作的参与。王冕的尝试，推开了篆刻创作的方便之门，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学士来从事篆刻创作。

以审美思想的确立、技法规范的梳理、创作材料的革命为标志，篆刻艺术从此走上自觉发展的道路。浙江，成为中国文人篆刻的发祥地。

更加直接的渊源是，在西泠印社创社之前，杭州已有一个篆刻 “西泠八家”或“西泠印派”的流派概念。这个印派以活动于雍正、乾隆间的钱塘布衣丁敬为代表，主张篆刻取法秦汉玺印古意，力复古法，撷取众长，特别是切刀法的广泛运用和创作规律的形成，开启了篆刻艺术风格的全新局面。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砚林、钝丁，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是浙派篆刻的开创者，善于师古，勇于出新，形成了朴茂苍古的艺术风貌。最大贡献是创造了碎刀短切的刀法体系，营造出跌宕起伏、朴茂浑厚的篆刻线条意象，极富金石意味，一洗当时柔媚纤巧习气；印款艺术也独树一帜。

蒋仁（1743～1795），原名奉，字阶平，后来在扬州得“蒋仁”古铜印乃更名，号山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篆刻师法丁敬，参以己意，于流利中见朴茂，持重、稳实，别有风致，最能得丁敬篆刻之拙趣。

黄易（1744～1828），字大易，号小松、秋庵，浙江杭州人。他的篆刻提倡“小心落墨，大胆奏刀”，善于变化，不断翻新，深得印道三昧。

奚冈（1746～1803），字纯章，号铁生，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寓杭州。篆刻宗秦汉，师丁敬，风格清隽，茂密处见通透，浑成中见散逸。人们称“奚铁生以淡雅胜”。

陈豫锺（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篆刻宗法于丁敬，旁参于秦汉，激励于黄易，融会贯通，成形了法度谨严、逋峭绵密的印风。总体风貌以平朴自然为尚，在八家之中是比较严整清朗的一位。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唐（今杭州）人。篆刻跌宕自然、苍茫浑厚。创作中自我意识比较强，极力主张要有天趣、有个性，自称“古人不我欺，我用我法，何必急索解人”。

赵之琛（1781～1860），字次闲，号献父。他的篆刻章法严整茂密、印文挺劲隽秀、刀法健劲拙涩的篆刻风貌，集浙派之大成，他的作品往往成为人们学习浙派的门径。

钱松（1818～1960），字叔盖，号耐青， 篆刻得力于汉印，又旁及丁敬以下西泠诸家，能另辟蹊径，是西泠八家中一位有建树、有创新的作者，对晚清民国印风的转变和开拓，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浙派篆刻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高古尔雅。他们重振篆刻高古之风，矫治纤巧浮华、靡弱萎顿的流弊，与当时崇尚金石之气的碑学书风同声相应。二是兼容并蓄。他们好古情深，爱奇志笃，都有金石之癖，善于用深厚的积学滋养篆刻。三是浑朴自然。他们在创作中追求浑成，反对工致，不事雕琢。尤其是运行切刀法制造了浑成雄秀、质拙朴茂的篆刻意象。

研究印学

西泠印社创始人一方面开山营建，在印社形态建设上筚路蓝缕，另一方面又积极擘开社宗旨，经过10年苦心筹划，终于在1913年春的雅集上，在宣告成立西泠印社，通过《社约》，明确社名的同时，正式确立“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西泠印社成立启》）从而使它脱出了传统旧式文人集社的窠臼，超越了门派之限，赋予了西泠印社现代学术团体的开放机制。概要地讲，篆刻的学问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事篆刻创新所必须的识篆、善篆的学问，第一要认得篆字，第二要了解熟悉比较复杂的篆字体系，第三要懂得篆书审美，娴熟掌握篆书写法，这样才能在篆刻创新中用字正确、得体、优美。这是对一般篆刻创新者的最基本技能要求。

第二个层次是对篆刻起源、发展、流变历史的掌握，对于篆刻创作技法、审美规律、风格流派、印人印史以及与篆刻密切相关的金石书画等相关领域的学习研究。这些是提升篆刻创作鉴赏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关键。

第三个层次是篆刻研究与古代政治、文化、经济、制度、宗教、民俗等研究之间相互阐发、相互促进。

以上三个层次叠加，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印学概念。西泠印社 “研究印学”社旨明确，使得这个印学概念更加学科化、体系化。围绕这个体系的学科化、体系化建设，一百多年来，在金石学、文字学、印谱编辑出版方面，在篆刻技法风格、历史文化、印人印事研究梳理方面，西泠印社都取得了卓著的成果。新时期以来，每五年一次的国际印学研讨会，更成为海内外印学峰会，印学研究的宽度一次又一次地被拓展，各种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刷新。这也使得西泠印社在学术影响上高过其他艺术社团的一个标志。

西泠印社非常强调把收集研究金石作为印学滋养的重要手段，使得社员同仁们在追摹古意方面，比以往所有印人都能更加接近古代玺印真意，极大地提升篆刻艺术的格调，对当时及后世印坛有了深刻影响。

保存金石

《西泠印社成立启》指出：“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藉资考古。”在《社约》中又写明：“本社收藏各印，均分门别类，附拓旁款，精印成谱，如有同好，可到社索阅，藉获观摩之益。”“本社收藏各种印谱及金石书画专供同志参观。”鉴藏与创作、研究密切相关。篆刻创作、印学研究更是需要丰富的实物资源与文献资料为依托。传统文人收藏品限于个人或者二三至交之间赏玩为主。结社联盟的好处就在于突破这种限制，化私藏秘玩为社会共享，化流转为积聚，集腋成裘，泽溉天下。这种先进理念发端于上世纪初一个细弱的民间篆刻团体，实属难能可贵。

清咸丰二年（1852年），余姚周世熊掘得东汉建武年间的《三老讳字忌日碑》，该刻于东汉建武年间的《三老讳字忌日碑》，距今近2000年，碑文完好者217字，这是浙江历史上出土的一块最完整的汉碑，属于国家重宝，弥足珍贵。后因周家败落，1921年被盗运到上海，为日本人重价购得，即将运往海外。西泠印社众社员闻讯后，紧急商议对策，吴昌硕、丁辅之等印社中坚动员社内外65人，捐献书画印谱、收藏的古画等30件进行义卖，共募集8000银元巨款，把《三老碑》赎回杭州，后在社址特筑三老石室以永保存之。此事震动海内外，成为民间社团抢救保护国家文物的一段佳话。这一义举非但挽回了国宝流失，更有历史意义是的，为印社树立的良好社会形象和珍护古物的优良传统，为后世社员慷慨襄助公益、回馈社会树立了榜样。

张鲁庵是西泠印社老社员，他一生钟情于历代印章、印谱收藏，所收印谱数量多、品位高，世称“海内第一家”。1962年张先生在上海辞世，生前他立下遗嘱将把一生所藏捐献给西泠印社，在他家属支持下，遵张先生遗愿，将他毕生珍藏的明清印谱433部、战国两汉明清印章1525方、历代印谱433部2000余册悉数捐献。这一善举当时在全国引起轰动。此后，老社员高络园及家属捐献乐只室藏铜印500方、山人墨迹册页20开，葛书征捐献传朴堂藏明清名家篆刻印章43方，创始人王禔家属自用印356方。一直以来，社员向印社捐献传统没有断过，而印社向社会征集藏品的努力也没有放松过。经过百年的铢积寸累，西泠印社已经成为富甲海内外的典藏印学及相关文献文物资源机构。从几亩地、几间茅亭启社，到今天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拥有中国印学博物馆这样一个宏大的收藏格局，与百年前印社先贤们确立“保存金石”为核心社旨之一的宏远目光分不开的。

以文会友

“以文会友，与古为徒”的楹联一直高悬于社址门楣之上。如果说“研究印学，保存金石”是立社宗旨，那么“以文会友，与古为徒”可看作是结社原则。与古为徒是社员标榜高古的审美旨趣与艺术理想，立志追溯前贤，向古人看齐，不争一日之长；以文会友则彰显开明通达、不限门户、超越流派的结盟理念。这一结社原则使西泠印社从一开始就克服了江湖气息，昭示出一种海纳百川的博雅胸怀。

在社址构筑仰贤亭，是对印学前辈的敬仰。其中不仅有浙籍浙派的丁敬、蒋仁，还有浙籍非浙派的赵之谦、徐三庚，还有外省的高凤翰、巴慰祖、邓石如、吴让之等。在收藏方面也体现的《社约》中说，“本社以清初黄山诸家及西泠八逸为最备，同人各有所藏，兹合议于每春秋时，分别陈列社中，以资眼福，而助清兴” 。为了开阔眼界，在收藏方面也广开门类，不限年代品种，只要有益于印学，有益于创作借鉴，都能收罗社中。

印社社员中，以篆刻家为主体，还吸收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学者、社会名流等。在篆刻家群体中，又汇聚不同流派的印人，消解了在浙江以浙派为主流的创作风气，对于促进各种风格、流派篆刻之间的借鉴、交融、互动起了很好作用。印社吸收海外印人，注意对外的艺术和学术交流，营造了印社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形象，篆刻艺术积极向世界推扬，从而真正中践履了“汇流穷源，无门户之派见；鉴今索古，开后启之先声”（胡宗成《西泠印社记》）的结社初衷。

最值得称颂的是，西泠印社超越印学、超越西泠、超越杭郡浙省，去迎迓、延聘识见淹通、才学精深的贤达之士，来担当自己的社长。从吴昌硕到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百年来的社长履历，无不显示出社长的名至实归与印社的谦怀博雅。

西泠印社给秀美的孤山蒙上了一层苍浑浓郁的金石之气，西泠印社成了现代印学的渊薮，也成为海内外广大印人心目中的“麦加”。西泠印社的创建，是中国印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社团发展史上的光辉典范，为弘扬中国印学和篆刻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泠印社创立的最本质意义，就是把几百年的传统篆刻，引向了现代的发展路径。

（作者信息：胡小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西泠印社社员，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