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口文化素质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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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文化素质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选取影响人口文化素质的六个指标，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山西省以及各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的综合值，最后利用所得结果分析山西省以及各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通过分析，得出山西省近几年人口文化素质逐步提高，提高的速度有所下降，各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差异较大，分为三个等级，说明山西省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不平衡。

关键词：人口文化素质；文化程度；主成分分析

1.山西省人口文化素质指标体系的构建

1.1指标的选取

对人口文化素质指标的选取应该遵循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四项原则。基于以上的四条原则，再结合山西省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地市的差异性，本文选取一下六项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男性文盲率、女性文盲率、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所有在校学生的比值、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占所有学校专任教师数的比值，分别记为X1、X2、X3、X4、X5、X6。其中，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为各种文化程度对应的分值乘以相应的文化程度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然后再把各种文化程度所求的值相加即为山西省的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本文所使用的关于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都是6岁及6岁以上人口。各种文化程度对应的分值，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为：大专及以上20分、高中15分、初中10分、小学5分[1]。

1.2人口文化素质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通过收集近几年山西省以及各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的相关指标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再结合使用SPSS软件的相关功能计算出山西省人口文化素质的综合值以及山西省各市的人口文化素质综合值，利用所得结果对山西省的整体人口文化素质以及各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进行比较。主成分分析通过变量间内在的相关性，来确定各个变量的权重，然后将多个变量用一个综合变量来表示，利用主成分分析提取主要信息，使用提取出的主成分代替原变量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避开原变量的共线性问题[2]。所以，对山西省人口文化素质的综合评价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1.2.1山西省人口文化素质指标体系的构建

第一步：由于男性文盲率X2和女性文盲率X3均为逆指标，不能直接进行主成分分析，所以要先将X2、X3进行正向化处理，处理的方法为用最大值减去该值除以该序列的极差，即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各指标之间的单位和量级不同，不能直接比较，在分析之前必修先将数据标准化处理。

第二步：主成分分析的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只有各指标之间符合一定的相关关系才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利用SPSS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判断是否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第三步：利用上述结果计算出特征值以及相应的方差、贡献率，然后分别得出主成分载荷矩阵以及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将因子的得分乘以相应的方差的算术平方根即得到主成分的得分。如果有两个以上主成分，需要将每个主成分的得分乘以该主成分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比值，最后将所得到的数值相加即得到研究对象的综合得分。

1.2.2山西省11个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选取山西省11个地市2011年的相关指标数据，部分数据采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数据，同样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的综合得分。先对男性文盲率X2和女性文盲率X3进行正向化处理，然后再将所有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上述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SPSS软件处理得出相关矩阵，结果显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存在共线性问题，可以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再进行下一步，计算各指标的特征值、方差以及贡献率。然后再计算两个主成分的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最后分别得出两个主成分从而算出综合得分。

2.山西省人口文化素质综合评价结果

2.1整体人口文化素质逐渐提高

根据文献相关分析可知：从1990年到2011年山西省的整体人口文化素质逐渐提高，呈逐渐上升趋势，2011年的人口文化素质远远高于1990年的人口文化素质。从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速度来看，从1990年-2006年逐年增加，尤其以2005年与2006年较为突出，说明山西省的人口文化素质在这几年提高的速度逐年加快。从2007-2011年这五年中，人口文化素质的增长速度趋于平稳，与2006年相比稍慢些，虽然人口文化素质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整体人口文化素质还是逐年增加。

2.2人口文化素质地区差异显著

山西省11个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差异显著，地区之间人口文化素质发展不平衡。在11个地市中，人口文化素质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太原市，最低的是忻州市，二者差距较大，其他地市间的人口文化素质相差较大，说明山西省各地区的人口文化素质发展不平衡。本文把山西省各地市的人口文化素质综合得分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综合得分大于1.5的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太原市、临汾市、晋中市、长治市，人口文化素质处于山西省的较高水平，这4个地市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大致位于山西省的中部地区；第二类为综合得分在-1到0之间的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阳泉市、大同市、运城市、晋城市、吕梁市，人口文化素质处于山西省的中等水平，这五个地市分部比较分散，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最北部，吕梁市与阳泉市位于中部，运城市及晋城市位于山西省最南部；第三类为综合得分小于-1的地区，分别为朔州市和忻州市，人口文化素质与其他地市相比较低，这两个地市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均位于山西省北部。

整体来看，山西省中部的人口文化素质最高，其次为南部，而北部的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差些，这与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交通条件等因素相关，影响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发展造就了各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差异，而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相关的影响因素，他们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斌.贵州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J].黔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7，3.70-74

[2]黄春燕.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1990-2001[J].生产力研究.2004，10.83-85

[3].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新华社.2012

[4]何小青，李骏.湖州市人口文化素质的调查与思考[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8

[5]王细元.江苏省人口文化素质空间格局研究[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2，10

[6]杨磊.山东省人口文化素质发展与差异[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