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监视时代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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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已经安装 26.3 万个监控用摄像机，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长中。加上电脑上的摄像机（尽管它们俗称摄像头，其实都是一回事），手机、数码相机上的摄像头，可视电话、视频会议系统、可视门禁的摄像头，北京到底有多少个摄像机？估计在百万以上！这还没算我们通常叫做摄像机的那些手上、肩上、三脚架、摇臂上的家伙呢。当然它们和城市结合得还不算紧密。与城市血肉一体的，当属监控用的摄像机。

这些摄像机遍及街头巷尾、商场银行、饭店学校、宿舍楼道、医院病房。它们已经是北京城市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以独立建筑物的主体身份光临我们的视野。在东三环农业展览馆一带，在人民大学东门附近的中关村大街上，摄像机架都横跨大街，俯视着来往车辆。 北京市有关部门指出，北京实施摄像头监视的范围包括国家机关所在地、体育赛事场馆、金融营业场所、宾馆、饭店、重点路段，也涵盖电力、电信、供水、供气、供热、油库、加油站、广播电视等“城市生命线”，更不用说奥运场馆、奥运区域。《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规定，5大类、40 多种单位和区域应当安装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也就是要架上监控用摄像机。为补充固定点位覆盖范围不足的问题，北京还要求10个远郊区县都要购置一辆具备实时图像移动传输和无线通信功能的移动通信工作车。 但政府主导的摄像机再多，也仅有 1.5 万个，只占总数的5.7% ，其余都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分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笔者就见到城郊的民宅屋檐下挂着8个摄像机（平房，一个角架两台），把房屋的周围照看得滴水不漏。这足以见证监视摄像机在北京的普泛和时髦。

科技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监视社会，这是信息社会的视觉化变种。充满摄像机的城市给市民以新的体验，在欣喜地看到它们发挥功效的同时，必然招来嘀嘀咕咕和蠢蠢而动。“现在已在监控区域内……”您在小区或者某单位的出入口看到传达此类信息的标识，就要留神了。有些人感到不舒服，“虽然咱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不怕被偷拍，可总觉得不自在，总像有人盯着我似的”“电子眼能看到 276米外的报纸上的标题，那我这岂不是一览无余了？”一群人盯着你，肝颤呢。摄像机数目太多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压力。

其实市民们大可不必紧张，四下瞅瞅，某些人的表现与你们单纯充作监视的目标正好相反，他们寻求在图像生产中扮演更活跃的角色，甚至完全可以像表演艺术家一样主张被监视时自己的行状举止的著作权。他们在具象传播中很快乐地用网络摄像机展示个人生活，以前所未有的主体性改变了传统的公开展示的编码方式。什么能展示，什么不能展示的界限也被他们搽抹得一塌糊涂，同样糊涂的还有私人空间的敞开导致和公共空间界限的消弭。 城市里的摄像机越多，市民们对摄像机就越适应，习惯培养的结果应该包括人们从羞涩拘束和隐藏欲中解放出来。暴露癖越来越不算什么，有意为之的、离经叛道的影像不是最多，只能是更多。被看的不一定是弱势的，擅长与羞耻感作斗争的人更强势，就像厚黑的人最快乐一样。某明星被车库里的摄像机拍摄也许是不小心造成的，但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新的宣传炒作平台。车库也是一种演播室，城市（准确地说是大都市）本来就是他们的大舞台，人生就是做戏，时刻可以进入表演状态。注意力时代，有人注视你，你才强势。监视你的，是关心你，最次也是你的粉丝。 其实，这么说有点耍贫嘴开玩笑的意思，主要是叫大家往好处想。

对于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来讲，满城摄像机的意义其实是应该严肃思考的。有人顾虑到依赖监控系统的警察有可能变懒不愿意到现场，这样的顾虑非常有必要。北京市出台的法规在隐私保护方面也考虑得很周到，像苏州那样把摄像机对准公务员，对他们是否尽职尽责服务社会做记录就更好了。 我不担心监视系统与极权主义有什么联系，福柯椭圆形监狱（福柯设想的“圆形监狱”的建筑风格中，敏锐地洞察到了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的特征：权力是可见但是无法确知的。福柯将现代纪律社会的这种治理模式称之为“圆监体制”）的比喻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大意义。但不管怎么说，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批评家）谈论照相机时指出的更突出的是，监控摄像机更被当做一种监督的工具，影像的制造不仅是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了。 虽然说鹰从高空俯瞰猎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监视在动物世界很是普遍，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又不断以社会变迁的方式搞文明演进，早已经不习惯被监视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却开了个历史的玩笑，都市的人们要适应被摄像机镜头和计算机监视的生活。这也很好理解，即使大家都是君子，也需要摄像机监视着，不然怎么确认是否刘翔跑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