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张艺谋联手斯皮尔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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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香港艺人被记者问到对这届奥运开幕式的观感时，他一开腔就说：“幸好斯皮尔伯格没来，不知道他扭开电视看到转播有何感想。”这番话反映他是多么为开幕式的成绩感到自豪，但同时暴露了评价背后带有预设成分：一、美国人在处理这种大场面上确实比我们强：二、我们必须“争气”来证明“我们也做得到”。

这种预设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斯皮尔伯格是电影导演，张艺谋也是。若论赢得的奖项和赞誉――特别是在艺术电影的领域一一后者比前者出道晚上最少十年，但收获肯定更多。票房纪录或许稍逊一筹，只是随着近年《英雄》与《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大片在国内的连续破亿，二人中谁能缔造更多奇迹尚是未知之数。当然，斯皮尔伯格的创作地盘是比张艺谋多，但张没有“梦工场”，斯也没有电影被改编成芭蕾舞剧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没有导演歌剧如《图兰朵》与山水环境剧如《刘三姐》。简单的说，即便斯皮尔伯格与张艺谋真是携手合作开幕式，他的长处可能还真比不上张艺谋的手到擒来，既然如此，我们又何须为了“别人做到，我们也能”的前提而给自己压力?

除非，我们不肯定没有斯皮尔伯格“染指”是否也能做得漂漂亮亮，但又不甘心做出来的好成绩要被“掠美”一半。上述心理活动从现在的角度看来当然属于多余，但在开幕式的整体表现未获全球肯定之前，没有百分百把握的人在胸中不是只有一口待放松的气，是两口――正如某香港艺人所说：“做到了!而且是不靠外援，自己做到!”

我不是要唱反调，却是由于看见现在的开幕式“很张艺谋”，而想到如果斯皮尔伯格来了，8月8日晚上8时准时诞生的奥运序曲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另一番风景。虽然，我不排除“分别不大”的可能性――张的主要杰作都是“大片”，斯皮尔伯格何尝不是?斯皮尔伯格的作品经常有着人类命运与国家关怀的创作命题，对好莱坞影响深远并屡屡获得奥斯卡的垂青，在芸芸众位大导演中，也数他最懂得“平衡商业与艺术”――一句为了形容“严肃题材娱乐化”而发明的漂亮说法。

斯的电影名符其实是拍来“看”的，大多能做到视觉上的目不暇接。《拯救大兵瑞恩》士兵抢滩登陆一场早成战争片典范，那是导演有想法之余，更要优秀技术配合才能达到的效果。没有人会否定斯皮尔伯格是个擅长制造效果的导演――包括以题材、场面设计与调度来刺激观众情绪。但若论开拓情感的深度，就算是“史诗式巨构”如《辛德勒的名单》，却也只能在好莱坞的电影名单上“流芳百世”。在我眼中，一样是描写战乱和人性，它与波兰斯基的《钢琴家》便有着明显的艺术水准高低之别。

这样的斯皮尔伯格与张艺谋共冶一炉，这场开幕式可能更精彩：两位大导演，一个是老虎，另一个是帮它从地上飞到天上的翅膀。但当一场为体现奥运精神而摆的“人类盛宴”演变成犹如两部“大片”合二为一时，当全球观众最终会被连环爆发的视觉奇观所征服时，会不会反而忘记了对奥运精神的感悟?

如果斯皮尔伯格把他的高科技幕后班底一并带来，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极可能不止用“人海战术”惊艳全球，因为奉行个人(自由)主义的西方创作人，每每会将全人类不可能的梦想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现，最后由他来拯救世界，所以西方社会会有“超人”，我们有的则是“历史”――被完成的那个人不是靠着超能力，而是无数人的倒下去。可见同样需要英雄，不同文化自有其不同信仰。西方人相信神话，我们相信民族。西方人相信英雄造就其自身的悲剧，我们却相信是悲剧就造了英雄。

奥运精神本来就是源自西方――不是说我们没有在运动场上需要的意志和决心，只是在歌颂凡人也可成为英雄的这一点上，健儿们作为人类潜能的隐喻，的确是要通过一定的“个人性”来表现。东方文化(或在开幕式所见的五干年中华文化)则旨在强调齐心、团结与群策群力。这种精神放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来看无疑有其意义，但它的意义是否就能等同奥运精神的意义，还有着不少可待讨论的微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