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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权房”惹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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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产权房”被定“违规”,激起哗声一片。地方政府与居民的利益,因一纸“停工停售”的公文而日渐对立。拿出了一辈子积蓄的老百姓只想有个“名正言顺”的窝,而面对整顿风暴的来临,他们也只能喊上一声:

天水饭庄的张老板这两天把铺盖搬出了自己的饭馆,在临近的住宅小区买了一套住房,把甘肃老家的老婆孩子都接了过来,过起了和美的小日子。除了日常的经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新居中陶醉。

与他同住一个小区的街坊邻居们是他小馆的主要顾客群,而这些邻居们白天大都在北京市区上班,只有晚上下班后才会乘坐轻轨到达最后一站,然后再辗转乘车回到这个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的小区。这样,张老板才会迎来他的第一批客人。

然而,从今年的6月底开始,张老板和他的邻居们都开始感觉到有些不对了,特别是他们购买的住宅有了一个铺满报纸杂志的新名字:“小产权房”。报纸上说,这种房子没有国家发的房产证,因为是在农民的地上盖的,甚至还有被拆掉的危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老板慌神了,当初买房的时候,一手交钱一手领房,也没听说会有什么问题啊?

张老板没有意识到,一场针对他和邻居们“小窝”的清理整顿风暴已经来临,而他们所购买的张家湾镇“太玉园”小区,作为北京规模最大的“小产权”小区,正处在了风暴的中心。

高房价催生“小产权房”

“从CBD坐地铁向东,坐到嘈杂喧闹的四惠站,再转城铁八通线。上车就可以倒头睡觉,因为反正是坐到终点站土城。从城铁站出来,随便坐938哪条支线,或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坐‘摩的’一路尘土飞扬就到了。等在临街小馆吃完饭回到家,天也已经黑了,一天马上就快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电视然后睡觉。”这就是家住太玉园的安静(化名)对自己每天下班后生活的描述。当你问她为何要选择这样忙碌的生活,买这么远的房子时,她会非常干脆地回答你两个字:“省钱”。不错,这就是一切的原因。

安静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但尽管如此,房子的事情依然是她最发愁的。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她,深受住房狭窄的困扰,在上大学之前家里睡的还是上下铺。大学毕业后,和来自四川的男友也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于是,“安家”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单身时还可以和妹妹同住一屋,结婚后小两口回娘家就没有房间可住。从此,逼不得已的安静也就一头扎进了成堆的房产广告之中。从她在CBD的公司到她先生工作的中关村,两地之间的楼盘都是她日夜研究的对象。但对于他们这一对刚刚工作的小白领来说,这些房价高得令人发晕。

一个偶然的机会,安静在网上看到了通州太玉园小区的情况。“比经济适用房更经济”的广告语和真正“平易近人”的房价令她砰然心动。“我当时就琢磨,还能有这么便宜的房子?都说便宜没好货,我就想肯定哪里有问题。后来和他们联系,人家说的也很明白,就是没有国家的产权,不能在银行贷款买,要一次付清。”但当时的安静也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连郊区县的楼价都涨到五六千了,即使现在咬牙买也得到河北了,想想真的可怕。可能我们真的是只能顾眼前了,两个人跑到通州去看了看,竟然出奇得满意。房价当然是最重要的,只是市区的三分之一,尽管和农舍比邻而居,但交通也可以令人接受。”于是,安静真的一咬牙,和老公下了乡,在太玉园搭起了自己的窝。

像安静夫妇这样最终选择了“小产权房”搭建“小窝”的例子并不少见。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北京周边的房山、顺义、密云、通州等郊区县,就已经出现了名人买别墅的现象,但那时的消费群体还主要属于经济条件较好的阶层,买房子是为了度假或者消遣,“小产权”的问题他们并不在乎。而几乎是在“小产权房”出现的那一天起,大部分都卖得十分火爆。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无论是名人大款还是像安静这样想找个窝的人,“便宜”都是个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

然而,紧盯“小产权房”的不仅有“久旱逢甘雨”的购房者,同时也有包括开发商、乡政府以及市级政府在内的各方利益主体。“如果说城里的那些楼盘的价格飞涨,后面有政府支持的话,那也是利益平衡的结果。那么我们买的‘小产权’的各方利益是不是已经平衡了呢?不会再来个大洗牌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倒霉的就是我们这些住户了。”安静在向记者分析“小产权房”现状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内心的忧虑。而她的这些忧虑,也许并不是杞人忧天。

“小产权房”缘何遭整顿?

2007年6月18,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关于购买新建商品房的风险提示》,明确表示“城市居民不要购买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即“小产权房”,因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6月25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安家盛表示,北京已经部署开展在全市范围内调查“小产权”等违规土地开发建设,违规开发建设的要停工停售。消息一经传出,顿时激起反响一片,小区业主普遍显现出了担忧和观望,有些人还算平静,有些人却已经开始琢磨卖房。

业主谢佳来到太玉园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门前,徘徊了一阵之后,终于还是没有进去。“我其实是想来看看有什么变化,因为前两天网上都说政府叫停了小产权,说北京已经开始调查‘小产权’了,而且这两天感觉小区里也的确人越来越少。青龙头村拆了85个别墅的事情我也知道,现在就是听天由命了,但有时还是忍不住跑来看看。”

和谢佳怀着相同担忧的小区居民并不在少数,郑老师傅的孩子为他和老伴在太玉园买了一套八十多平米的房子给他们养老。而七十多岁的郑老师傅竟然对“小产权房”的事情也有所了解,但除了和谢佳抱有同样的担忧之外,他对目前的清理整顿也很气愤:“政府要真有一天要拆房子,要轰我们走,那我就不走,这就伤了人的心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儿子花钱买的房子给我养老,难道要我睡大街上去?”

对于政府处理“小产权房”的行为,一些参与报导的媒体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东方今报》资深记者盛大林指出,北京市政府急于“掐死”小产权房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小产权房”直接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他指出,以很低的价格将城郊的农村土地收回国有,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很多城市的政府,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开发商与村集体的直接合作或者村集体的自行开发,则迈过了地方政府这个“中间商”,这无异于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

盛大林认为,北京市土地管理部门所谓的“违规”是不成立的。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这些规定本身显得很苍白。作为政府部门,竟然成了手中资源的利益相关者甚至成了最大获利者――这种“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危害其实要比“小产权房”的弊端大得多。

而《中国新闻周刊》资深记者刘彦也认为,“小产权房”被叫停,是土地垄断者向市场进入者喊停。她表示自己更愿意称“小产权”为“乡村产权”,因为这是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奇妙的补充形式。政府的喊停,本质上是市级政府和它之下的乡镇政府,作为土地供应主体竞争对手之间的一种不公平竞争。最大垄断者向市场进入者喊停,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北京市政府作为土地市场供应主体,一下子冒出四千个村作为土地市场供应对象的话,从土地财政收益来看,对未来房价瓦解作用来看,都是接受不了的。在房价增长过程当中,政府拿到的收益是非常多的,地价上升占房价上升的比重近年来是一直在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