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语境下论庞德汉诗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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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通过翻译、改写与创作，庞德从汉语古典诗歌中吸取异质养分，既做媒婆又做处女，历史地成为崭新时代东学西渐的先行者。他的翻译思想激励并提升了他的诗歌创作，为诗歌翻译的本质和理想重新下了定义，“中国诗歌之发明者”庞德如愿以偿地将“东方杏花”带到了西方，使中国诗歌成为激发现代派诗人创作灵感的源泉，促进了英语诗歌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做出了对英语诗歌的最持久的贡献。
关键词：东学西渐 庞德 汉诗英译 创造性
一
庞德主张诗歌当以凝练的意象和简洁的语言表征诗人的理性和感情，诗人应当不断地创造意象，把直观留给诗歌，并借助意象的“叠加”（superposition）和“并置”（juxtaposition）等艺术手段，将读者当作诗歌诠释的主体融入诗歌的解读，完成诗歌意义的建构。在庞德看来，中国古典诗歌注重意象，精炼直接，包含着深邃的东方古典哲学思想，给意象主义者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范例，对美国现代诗歌来说，“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
通过研读费诺罗萨的遗稿，庞德发现，中国诗歌所注重的“意象”、“神韵”、“简洁”、“音乐”等主张与他领导的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诗学观不谋而合，尤其在读到遗稿中的“汉字乃绘画之速写，一行中国诗就是一行速写画”，“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an image），一首诗就是一串意象”时，顿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并视其为“宝贵财富”，随后便投入到中国诗的翻译之中。庞德主张，诗歌翻译不应过于强调字词直译，而应更多地再现这一人类感情的方程式背隐的情愫。“字面翻译无法再现原词语中的美。”这就要求译者不仅翻译词和精神，并且要有“认同感”，“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认同和意识到古人的精神内容，并从他们的思想与言语中吸取某些时髦的东西。”庞德的翻译作品中运用了移译、引用和析字法，求的是喻象，借汉语文字形象构造来表明其意象主义诗歌的创作理念：诗应该富含意象。《华夏集》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实践表明，庞德十分清楚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他声称“文学的伟大时代通常都是翻译的伟大时代”，翻译常常带来“文学的创新”。他的诗歌翻译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借助诗歌或“挪用”外国诗歌来吸取异质和养分，为己所用，并“把英美诗歌从衰落、讲究修饰和机械呆板的节奏中解放出来”，推动了英美诗歌的现代化。
二
庞德把中国古代文化比喻成“杏花”，努力将东方杏花原汁原味地带到西方。对庞德而言，翻译汉语古典诗歌时，原文与译文“语言意义的贴近并不是主要的标准”，他所追求的是“细节、单个词语，以及个别意象甚至意象片段的精确再现”，以及“动态的词语”和语言的能量，重视“词语的节奏、措辞和词汇的动感”。意象，作为文艺作品生命的细胞，是诗人、艺术家思想感情以语言为媒介表现出来的物象，中国诗人往往借喻词传达感官经验，主观诠释“物”“象”，诗中呈现的意象含有深刻的个人思想感情；庞德借鉴中国古诗的意象，摸索出意象主义所特有的表现手法，并且尝试模仿中国古诗那样的意象密集并置的诗歌创作，庞德诗歌中的意象更多的是对客观景物的描写，缺乏深刻的哲理和思想内涵。
诗歌翻译不仅要“再现原文的真正语言”，而且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和“氛围”。有意思的是，诗歌翻译遭遇的“语言”、“意义”和“氛围”等方面的局促与尴尬，在包斯贝尔及霍尔曼看来，正是译者进行创造的“主要源泉”，“创造常常与所受到的限制紧密相连。创造是对限制的回应；限制会促进创造。”庞德想必也会赞同，因为在诗歌翻译实践中，他摈弃了传统的翻译标准和方法，不纠缠于诗歌意义，主张大胆探索和创新，竭力体现原作中最为闪光的特质，并采取与之相应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达到情感共鸣，引导读者充分感受原语诗歌元素质之美的目的。在庞德的诗歌译本中，随处可见翻译与创作交相辉映，不分彼此。例如：
原文：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女兮安得，感余心兮未宁。（刘彻《落叶哀婵曲》）
译文：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s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Ezra Pound）
庞德的翻译没有死扣字眼，他摆脱了原诗形式上的束缚，以诗人的敏锐把握了原诗最核心的意象——落叶，发现落叶与逝去的美人意象吻合，在译入语中重新创作了逝去的美人如落叶这一意象。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译者在诗歌末尾改造自“落叶依于重扃”的点睛之句：“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潮湿”、“粘”、“门槛”等意象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使得一种美人易逝的喟叹和人生无常的伤感跃然纸上。庞德的译诗重现了原诗总体的效果，将自己对中国诗歌的主观感受以优美的译语文本再现于读者面前，寻求原作者和译者“思想感情的对等”，更体现了庞德从译作的接受角度和文学翻译的意义出发提出的“译作乃是新作”这一翻译原则。
在汉诗英译时，庞德常常借鉴并融汇明显的戏剧元素来拓展其译文表情达意的艺术维度，通过再创造富有戏剧性冲突的物间关系来对诗情的后续发展起铺垫、暗示或烘托诗作整体意境氛围的作用。例如：
原文：东园之树，枝条再荣。
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陶渊明《停云》）
译文：The trees in my east-looking garden
are bursting out with new twigs，
They try to stir new affection. （Ezra Pound）
此例中，庞德通过创造性运用“bursting out with new twigs”，表现了“东园”与“枝条”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冲突，这一戏剧性冲突恰好与诗人在下文想要表达的那种内心压抑已久，急欲言宣的情感暗合。同处理上述诗歌中三与四合二为一一样，庞德在翻译中常常遵从诗歌美学追求，从诗歌诗情运演的整体结构上着眼，进行艺术选择与创造性翻译。《神州集》中的译文明显进行过分节处理的有“青青河畔草”、“江上吟”、“长干行”、“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翡翠戏兰苕”、“陌上桑”、“长安古意”等。庞德对诗歌文本的分节处理，呈现出起、承、转、合的艺术特色，遵从了原诗诗意的自然呈露，也鲜明地体现了译者主体精神的创造个性。
翻译新作就是创作，创作就意味着对原文本的叛逆和颠覆性仿作。诗歌翻译这块土地，急需创造性叛逆的甘霖来灌溉，因为作为一种独特的体裁，诗歌有着高度精练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二者紧密结合，合二为一，“使得译者几乎无所适从——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了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事实上，翻译本身要求译者力求再现原作的形式与内容，但是当译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译者有权做出对形式或内容不同的理解和照应。“译意不是对意义的‘传达’，而是重新包容、蕴涵、容纳之后对原文的含意产生对应的关系。”“译本文化本身就是变形文化。任何译本都是对原文文本有意无意的曲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译本除了是语码的转换外，更是译者经过自己的解读后创造性叛逆的回归，“译作乃是新作。”庞德的这一翻译思想激励并提升了他的诗歌创作，给西方翻译带来了新的复兴，为诗歌翻译的本质和理想重新下了定义，“为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铺设了一条多元化开放式的发展之路。”
三
作为崭新时代东学西渐语境下的先行者，庞德如愿以偿地将东方杏花带到了西方，并以《地铁站》为园地，撒播在西方诗歌土壤中，这场诗学革命，其意义是重大的，历史性的，正如杰夫·特威切尔所说，“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通过“中国诗歌之发明者”（艾略特语）庞德的文字，“我们终于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庞德的中国诗翻译丰富了英语诗歌，就像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丰富发展了英语诗歌一样。”庞德对中国诗歌的创造性译介，“在创作和欣赏上引发了一场革命”，受到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者，如叶芝、福特、刘易斯、艾略特和威廉斯等人的称赞，庞德那“清新、优美和简洁”的诗歌翻译，“是汉诗英译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诗歌”，使中国诗歌成为激发英美现代派诗人创作灵感的源泉。这些优美的译文促进了英语诗歌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庞德的这些“英语诗歌中的典范之作”是“对英语诗歌的最持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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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本体回归―翻译研究范式研究”（项目编号11C0838）的阶段性成果。
唐拥军，湖南师范大学英语部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