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理与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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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学学术传统自身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草创阶段的学者们引进了“信息不对称性”这一概念。随着这一概念逐渐进入经济学的主流语汇，它便和其他进入了主流的词语一样，开始了它对后学者的“误导”。

任何“信息”，只有三种命运：（1）它不被任何人知道，于是它只能等待人类知识的进步，等待着被人发现它的价值；（2）它只被一些人知道而不被另一些人知道，从而具有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价值”；（3）它被所有的人知道，于是失去它在市场上的价值（所谓“交换价值”），但依然可以保留它的价值（所谓“使用价值”）。

关于河北雄县的这则报道，从我的角度看――由我的知识结构和人生体验决定的问题视角，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行为模式；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模式；以及理与道德选择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关于SARS的信息，如上述，我们应当区分三种情形。如果河北雄县“闹事”的那群农民所占有的关于SARS的知识和信息，是基于上述第（1）类情形的信息，那么，他们的恐惧和反应，似乎在统计意义上也就是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地时）的恐惧和反应。类似地，当我们关于SARS的信息属于上述第（3）类信息时，我们也没有来自经济学的理由怀疑农民们的行为“失去了理智”。

故而，为了发表见解，我只好假定我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有关SARS的信息――即上列的第（2）种情形，而且这一信息不对称性让我觉得这则报道所描述的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理性”。对于不理性的行为，通常的形容词是“冲动”、“愚昧”、“无知”。可惜，经济学家不喜欢这类缺乏精确含义的形容词，他们宁愿用“信息不对称性”取而代之。当然，我们，包括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也同样可以怀疑“信息不对称性”概念的过于宽泛甚至被滥用的倾向。

信息经济学家之所以需要“信息不对称性”概念，是因为如果不依靠这一概念，他们就难以“理性化”地解释许多看上去“不理性”的人类行为。其实，哲学家比我们经济学家接触这类问题早得多。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是这样的：假如你知道而她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假如你看到她正在喝那杯毒酒，又假如你不知道她其实并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那么在你看来她正在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假如你知道她其实知道那是一杯毒酒，那么在你看来她一定有自杀的“理由”，换句话说，你认为她之“自杀”，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上述这个哲学家讲过的故事对我们关注的河北雄县农民的行为有些什么样的寓意呢？

首先，它告诫我们不要轻易批评别人“不理性”。因为我们的批评常常只反映了我们不理解别人的处境。一旦我们理解了别人的生存处境，我们就会同意，他们的行为确乎是出于理性选择的。

其次，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太相信“理性”的解释。因为凡经济学理性解释，都只不过是我们的理性头脑为了说服我们自己而找到的对别人行为的解释。真实情况是――只有上帝知道这一情况：你知道而她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所以，当你把她喝毒酒的行为理解成为“理”的时候，她确实误杀了自己，而你则被你自己的理性给欺骗了。你在她死后拼命寻找她自杀的原因，于是，遍寻理由之后，你“认定”另一男性是她自杀的原因，恰好他无法证明自己的无辜，所以你就在道德上宣判了他有罪。当然，你也可能“找到”证据表明他在那杯酒里下了毒，然后把他送进监狱。理性之狂妄，就在于它不断地非要把这个世界“理性化”，而世界自身是不讲理性的。

这个世界自身虽然不讲“理性”，它却是讲究“道德”的。至少就长期的社会演化而言，不讲道德的人类行为模式，没有能够被保存下来。举例来说，最不道德的行为是“自相残杀”，而我们知道，自相残杀不可能是行为的“模式（pattern）”――即在长期内不断重复出现的行为，它可以是而且经常是“一时”行为，可以在长期内多次出现，但它不是我们行为的模式，因为以“自相残杀”为行为模式的社会不可能还存活在地球上。

关于自相残杀的例子意味着，“道德”其实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为了把道德行为“理性化”，我们经济学家需要知道那些看上去“不理性”但却符合“道德”的行为者们所知道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经济学家显得可笑之处，因为我们其实不可能知道与行为有关的全部信息，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

因此，在许多场合，人们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而且仅仅服从道德就足够了。他们的行为常常不是，也常常不必是服从旁观者的理性的行为。我们经济学家不可以忘记经济学老祖宗休谟说过的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最近这句话又被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义》里解释休谟时增加了一点儿：“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对休谟来说，道德是一种情感，而“激情”则是情感的比较强烈的表现。

铺叙了这么多，这篇文章到底有没有“观点（opinion）”呢？有，只不过比较多，所以看不清楚，所以需要琢磨。经济学家发表见解时喜欢举左手表达一种观点，然后再举右手表达另一种观点。我呢？我举两只手是不够的，因为我往往有多于两个的观点要表达。

就说雄县农民闹事吧，就“信息不对称”观点而言，我们并不知道农民们在多大程度上信任那里的政府有能力不让SARS病毒跑出来；就“理”观点而言，我们不知道政府让他们知道多少关于SARS的情况；就“道德选择”观点而言，我们不知道他们那里的风俗习惯、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交往规范、社区政治、本土权力结构，以及所有这些方面与“流行病学调查”的各种可能结果之间的联系。

于是我们能够说的，只是一大串可能成立的观点的组合。缺乏切身感受而又必须发表见解的评论，如果持着严肃的态度，就只能够而且应该说这么多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