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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千古间一人大宋三百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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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浩浩汤汤。千年传承,朱子岿然中立。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万世师。中道而行,赞誉四起,谤亦随之。然朱子精神,非毁谤者不能尽知,宗之者亦有所不识。大宋三百年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朱子既往圣之大宗,开来学之途径,昭明百姓,协和邦国,实为千年一人之大宗师!

明朝亡国,至为惨痛。其时国家富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上亿。兵强马壮之外,还有大炮火枪等先进武器,最后却被几十万人的小小满族所吞并。明代大儒刘宗周因山河易色,绝食二十一天而死,尤为悲壮。大儒黄宗羲苦心孤诣,著书《明夷待访录》,论断其中原由,以为明朝弊端在于宦官,皇帝。废相权、夺兵权,后勤一片混乱,南北军兵互调,以绝对权威压制民意,官员各求自保,政局衰败,难以入目。

满清入关后,南明政权数十年间,消失殆尽。反观赵宋,太祖即对北方采取守势,太宗亲征两次尽皆隆败,而后百余年中,澶渊之盟,靖康之耻,只得南渡偏安。然在此积弱之下,南宋国运依然绵延一百五十余年,令人不得不慨叹,不得不称奇,不得不发问,究竟是何等人物、何种力量、伺种精神可以支撑将倾衰微国家,力挽既倒狂澜。

士人精神与文化力量

昔日孔子喟然而叹,追思大同:“任贤与能,讲信修睦”。意在文明开放之社会,必有贤达诚信之基础。上溯往古圣人,神往天下归仁,欲以昌明学术,匡正世道人心。诸葛孔明值汉魏间,亲历汉室衰微,眼见奸雄并起,鉴于古史,推论治道,以“亲贤臣,远小人”为兴隆之本,“亲小人,远贤臣”为倾颓之由。由是观之,治乱之机,在乎贤能之“士人”,在乎不息之文化。

文化传承不息,必待高尚心灵。反之士风萎靡,则是国家倾颓之先兆。文化满载正义与善良的力量,感动与激发人心。士人又将满怀抱负、平生理想,源源不断注入文化。于是文化与士人合为一种巨大力量,有助国家民族之兴盛,反之则有“士大夫,是为国耻”之说。可以提撕士风,振发民气者,必是贤达君子,方能克就。孔子伟大理想为千秋后世所共尊,正是其在中华大地上开辟了人类价值之源。然自孔子以下堪称第一人者,则非朱子莫属。

自孔子开始,周秦文化璀璨于诸子百家,两汉肇极于经术治世;转入魏晋南北朝,以超越心灵对抗乱世;隋唐佛学兴盛,阐明性灵之高贵;五代纷争,人无廉耻,文化晦暗,若存若亡。北宋诸儒起,文化随之而明。朱子起于南宋,少读《中庸》,至“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干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愤然兴起,终身践行,毕生苦学,遍注群经,是为孔子后能全面继承文化之第一人,学者共尊为“朱子”。

朱子气魄与往圣绝学

翻看《朱子语类》,很难不被吸引。语言文字之外,另有一份庄严肃穆。读来简洁明快,大新耳目。反复体会朱子著述,可知其数十年勤学之大成,论事讲理,深入浅出,多为真情实感,切身而发;裁断文化典籍,凭本心自主;历朝典章制度,以只眼通观。故千年文化随朱子一时而新,文化命脉随朱子活力彰显,中华文明在朱子身上,得以真正继往开来,宋元之际,明清之时,朝鲜日本,朱子精神在东方得以超越时空的范围与限隔,传承不息和自新不朽。

中华悠悠国史,仁人志士,心灵高尚而开放。能得而通晓一家一派之真精神,已非易事。朱子在孔子千余年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弘扬文化真意;爬陈抉隐,搜罗古史,发潜德之幽光,就更加难能可贵。中华道术,内圣外王,或重于治世,在制度法例上,提出有助国族之创见;或重于修身,在内省慎独上,涵养提升自身之经验。学者各依门户,宣扬一己私见,异者即斥之为非,同者即推之为主,唯朱子集百家之大成,所谓金声而玉振,一统学术识见。

内圣外王,分而观之,犹若两事,合而行之,但凭一心。修身不诚,自然无用乎天下国家;经纬军国,必要有求乎本心道德。朱子论学,极重现实生活,反对不理会事物,一味谈玄说妙,同时亦要人超离世俗,体会本心流露。是以朱子心中的文化,广阔无垠,仁爱无疆,不囿于一家一派,不离于一家一派,海纳百川之东流,挺立万岳之巅峰,此种襟怀,足以为万世所敬仰,此种气魄,自应为学人所培植。

佛教文明与儒家义理

传承文化,自非一家一派之事。亦非一人独力担当。隋唐佛教兴盛,背后亦有儒家潜流:孔颖达营构儒家义理,颜师古传承家学渊源,杜佑为治国兴邦考据典童制度。五代时士风颓败,能有佛门大德,彰显文明精神。永明延寿大师,看待自佛门至世俗,一片混乱无序景象,运大慈大悲之胸怀,整合教法政法,继承禅宗净土,整理佛事一百零八,重振佛门威严三千。宋明儒学有借于佛学者,朱子所得之影响,以延寿大师为其肇始。

明朝一代宗师王阳明,深有所得于佛、道两家,而毕生所学,皆与朱子有莫大因缘。朱子气魄,海涵天覆,是以全面继承文化。阳明先生后出,为昭示后学修身门径、为人根本,将万法归之我心,拈出“致良知”点明圣道所系。然若非朱子遍注群经,以仁心善念为士人言,以格物致知为天下倡之奠基,割裂传承而观,非但不能知阳明先生之宗旨,又何以尽观朱子之精神,而有益于自身之生命。

明清之交,再逢乱世,除却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三位大儒外,佛门之中更有四大高僧:莲池袜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藕益智旭。其中藕益大师,出家前即有得于朱子所注《四书》,后皈依佛门,成为净土宗第九代祖师,著述经论近二百卷,依然为《四书》所解。佛明心性,儒正人伦,不可相互取代;究极文化底蕴,佛家儒学各依因缘而倡明大道、救护人心。故文化昌明时佛时儒、亦官亦民、同心同德,所以延绵不息。千圣后圣,其心同理同,斯之谓也。文化信仰与士人情怀

文化底蕴厚重深沉,遍及国家民族,存乎世道人心。能如朱子之识见与笔力者,自然阐明大道,昭示途径,以自然生命倾注文化之中,使得文化有如源源活水,自新不已。在朱子极为重视的《中庸》里,:“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一段话,朱子为之注解:“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朱子论学行事,浑然一体,以生命为学问做鉴证,以学问成生命之先导,虽举步维艰而水滴石穿,虽百折千回而自强不息。朱子气魄恢弘,志向高远,更在一生所及之事务,都肩负有助世道人心之功用,做出实实在在之功绩。朱子心中,圣人先得我心同,而平生致力之处,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朱子这番充塞天地的自信,源于他毕生所行,无隗于心。

“尊所闻,行所知,久久自有至处”,朱子为官,刚正不阿;朱子解经,分毫不爽;朱子论政,志在家国;朱子行事,专注纯粹。千百年来,文化之魅力,在乎千古志士,无论一代宗师,或是文化走卒,谨凭自身才力,由生至终,奉献不已。因为文化大业,非一人一家可以成就,因为士人心中,自有难分难舍情怀。以朱子为代表的华夏子孙,以自然生命支撑文化的天空,播撒善良的理念,培养专注的情操,为茫茫华夏乾坤,教化济济人才,兴起国运民心,由是而观,文化于苍生国族,实有擎天彻地之功。

斗转星移,华夏民族又值复兴之时。朱子继承文化的气魄,践行文化的专注,怎能不为新一代学人所尊崇。朱子临终前依然修补著书,此高尚气节,影响后学极深。一生著作等身的梁启超,在重病之下,亦赶制《辛稼轩年谱》,阅读辛弃疾悼念朱子的文章,至其中四句,反复吟诵,不能自已,亲笔录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之后病情加剧,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梁任公追慕朱子之心声,卒为一生绝笔。而新一代学人向往朱子的步伐,才刚刚起步。

(注:本文部分观点征引自邓国光《经学义理》、钱穆《朱子新学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