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精神与洁身自好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叛逆精神与洁身自好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 吴敬梓在所处时代中洁身自好是与他的叛逆精神分不开的。 叛逆一词有不合时宜的意味，带有贬义色彩，但是在吴敬梓所生活的风雨如晦的士人社会中，叛逆之人是独具眼光的社会观察家。
关键词 吴敬梓 叛逆性格 洁身自好 内心世界
之所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批判性的小说、颠覆传统的小说，不仅仅因为小说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和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人，还因为小说的作者吴敬梓本人就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吴敬梓，成长在“科第家声从来美”（吴敬梓《乳燕飞》词）的科举世家，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思想教育，早年热衷于科举进身。他本可以凭借胸中点墨致君尧舜，但是父亲的无故被免、抑郁而终，这使青年吴敬梓初步体会到，在那种社会里，“‘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正直知识分子是难有出路的”。吴敬梓的生活面临一个转折，从此明显地跨上叛逆的路途。之后，多种矛盾集于一身。首先，是遭逢家难，封建家庭内部剧烈倾轧。吴敬梓父亲去世后，族人欺负吴敬梓嗣子身份，肆意侵夺祖遗财产。遭逢家难，如他在《移家赋》中追述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这使他洞察了封建家庭伦常道德的虚伪，彻底看清了地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由此，他学魏晋竹林之风，任达放诞，与宗法家庭分道扬镳。其次，其后的经历使他与封建社会决裂的决心更加决绝。由于身上一时难以抹去的纨绔风气，又不善经营和任兴助人，家产挥霍殆尽，吴敬梓由此至离世都面对生活、生存的现实问题。“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他在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中了解到所处时代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加之科场不顺，举业无望；又见身边同学友人沉迷科场，不兴实业；举业一帆风顺之人多是发达荣贵之后不可避免的染上了封建士绅趋炎附势、腐败无能的风气，于百姓于社会无益。渐觉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弊端丛生，社会黑暗腐朽，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学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难得进身之阶。对科举失望后，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的心声。乾隆南巡，举行征召，文人争相迎銮献诗，吴敬梓却“企脚高卧”（金兆燕《棕亭诗钞》卷三）。显而易见，吴敬梓的激愤的情绪最终形成了叛逆的精神，从封建泥淖中完全挣脱了出来。
吴敬梓呕心沥血浇铸而成《儒林外史》是他对社会问题和士人群体命运反思的结晶，体现了“独善”与“兼济”的结合。《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的故事，楔子写了由元入明易代时期王冕的故事，正文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小说实际展示的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社会风俗画。它通过对儒林文士精神状态和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绘制了色彩斑斓的士林长卷。它以文行出处和功名富贵为中心，站在俯视整个封建文化的高度，对科举制度统治下的儒林群像和儒林心态作了深刻的剖析，既是一部儒林丑史，又是一部儒林痛史。在作品中，吴敬梓的叛逆精神不是单纯的情绪化产物，而是有着良知的正统儒生发自内心的呼喊，隐藏在吴敬梓整个叛逆精神发展过程中的是他叛逆的着眼点由封建宗法家庭转向社会，思考的范围由个人命运扩大到儒林士人的出路，甚至民族前途。《儒林外史》关注文人的前途命运，在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中，借王冕之口道出了对一代文人的担忧。对“礼部议定取士之法”，王冕“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作者创作《外史》意旨，借此回中塑造的名流王冕表露无遗。王冕奉守正统儒道，修身齐家，强烈主张当国要以仁义服人，坚决反对酷虐百姓；士子务必讲究文行出处，不可一味追逐功名富贵；更进一步，他认为八股科举是造成儒林世风日下的根源，故借异常天象加以斥责。斥责中又包含着作者对沉浸于八股举业的文人士子的无限悲悯。同时，作者对社会的叛逆情绪也深有体现。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易鼎换代后社会渐趋稳定的时期，但是在不少知识分子的骨子里还有深深的前朝遗民的情绪，吴敬梓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不满汉家天下满人坐的事实，又困于严苛的文网，遂婉转曲折地发泄愤懑。《儒林外史》全书就是假借明朝故事，实则演绎的是前清的社会风貌，批判的是清朝的封建科举。吴敬梓身为封建文人，却不齿同列，无情地洞察并犀利地指出时代诟病。同时，他自觉担起拯救一代文人之厄的重担，敲响警钟，试图警醒深受戕害的士人群体。
吴敬梓的叛逆精神超越了同时代的意识形态能容纳的限度，在当时看来是很难被理解的，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吴敬梓作为一个冷眼看社会的文人，具有崇高的责任心，他尽到了封建文人“独善”与“兼济”的完美结合。在高压的社会里保持清醒的认识，泥淖中洁身自好。“醒”着却不闲着，“自好”却不忘关乎别人，勇敢的指出社会的僻陋，实是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