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回头成导演:就让爹娘活在自己的电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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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和父母》全国首映时,最激动、最欣慰而又最心痛者,莫过于身兼该片导演、编剧和主演的崔守杰。这是他告慰父母的泣血礼物――他想以此证明当年在夜总会中放浪形骸的自己已经脱胎换骨……
寒门追梦:
奈何想说实现不容易
1998年9月13日,大连现代影视艺术学校门前,闪现出一对衣着寒酸的父子。看着神往已久的艺术殿堂,18岁的儿子兴奋莫名,他抹了一把额头汗珠,迫不及待地拉着父亲的手:“爸,咱们赶紧进去报名。”
这对父子,就是崔守杰和父亲崔效莲,来自新疆吐鲁番市大河沿镇。
崔守杰兄妹四人,他是老三,父母靠种地为生。他不满周岁便被父母送往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外公家抚养,直到8岁才回新疆读书。为弥补内心歉疚,父母尤其疼爱他,可他对他们先前的“偏心”一直无法释怀。
1998年5月,崔守杰背着父母填报了一年制的大连现代影视艺术学校。8月中旬,艺校的录取书寄到崔家,崔效莲和妻子劝崔守杰:“这一万三的学费,咱家哪拿得出?还是上便宜点的学校吧。”
崔守杰知道,父母本来就在为大哥结婚的彩礼发愁,自己再读艺校不啻于雪上加霜,可他实在无法割舍演员梦,便倔强地与父母对峙着。
9月1日,是艺校开学的日子。晨曦初露时,父亲轻轻推开崔守杰的房门,爱怜地说:“我和你妈都希望你将来出人头地,我们昨晚商量了一夜,同意你去学表演,这就去借钱。”
那些日子,父母卖掉了家畜和粮食,连同借贷,总算把他的学费凑齐了。看着父母早出晚归、四处筹钱的身影,他心中的隔阂开始一点点坍塌。
崔效莲放心不下儿子,执意陪他去报名。经过六天六夜的舟车劳顿,他们终于在开学13天后,来到了位于大连的学校。
父亲带崔守杰报完名,便急着回家,想到来时挤火车、转中巴、搭轮船所遭受的苦,崔守杰想留父亲好好歇一宿,父亲却执意要走:“到外面住宾馆贵,不划算。”
望着父亲的背影,崔守杰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报父母。于是,他成了校内学得最勤的学生,表演的小品经常获满分。一年后,他被介绍到北京,在陈家林执导的《康熙王朝》剧组实习。3个多月后,该剧杀青,他仅参演过几次太监、侍卫之类“衬场面”的小角色。在那里,他还认识了一些来自各地不同影视艺术学校的实习生,交流后这才得知,所谓实习只不过是走走过场……
离开剧组后,崔守杰无处可去,只得怏怏地跟同学重返大连。梦想渐行渐远,崔守杰十分苦闷,他不甘心沸腾的激情被现实冷却,便说服了3个男同学成立了一个舞蹈组合,去当地的紫金夜总会,驻场表演歌舞。
舍命托梦:
痛失母亲浪子终觉醒
夜场里,妖娆魅惑的女子,抛媚送吻的暧昧,无不撩拨着崔守杰年轻的欲望。不久,崔守杰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坐台小姐。为讨此女欢心,他向父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境遇,每次都谎称在大连拍戏,需要用钱、物来“贿赂导演,搞好关系”。
因为之前崔守杰在《康熙王朝》里露过脸,崔效莲和妻子张桂荣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为了儿子将来有个好前程,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借钱来满足他。
这两年,为供崔守杰读书,崔效莲和张桂荣尝尽了苦头。崔效莲在镇上的大河沿火车站搭了个简易帐篷,四处拣废品;母亲张桂荣则奔赴石河子的农场采棉花。一段时间后,她全身浮肿,出虚汗,反复咳嗽,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体内农药严重超标,她连做了两次血透才“洗”去毒素,但从此落下了病根,全身经常莫名其妙地浮肿。次年采棉时节,她又拖着病体去了石河子……
为了让崔守杰用心演戏,她让崔效莲和几个子女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每次发病,她就硬扛着,实在扛不下去才去村里的小诊所拣两包药……
一直瞒到2002年7月11日晚,正在歌厅花天酒地的崔守杰,突然接到哥哥电话:“你马上回家,咱娘走了……”
崔守杰顿时愣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半晌,他撕心裂肺般哭道:“咱娘不好好的吗?怎么突然走了?绝不可能!”哥哥哽咽着告诉她:“她其实病了两年了,寄你的那笔钱,是咱爸求村长动员乡亲们募捐来的救命钱。随着病情恶化,她自感时日无多,便决定去大连亲眼看一下你拍戏的情景。7月9日,她在父亲地搀扶下从吐鲁番坐火车往大连赶,结果刚过甘肃武威站,就陷入了昏迷。父亲在乘客的帮助下,手忙脚乱地将她唤醒,她吐了几口血,奄奄一息地叮嘱了一句‘千万不要告诉三儿’,就永诀人世……”
“娘,是三儿害你了呀!您在寄出钱的时候,也让出了生命啊!”崔守杰后悔、内疚、自责,哭得捶胸顿足。
7月13日,崔守杰赶到了外公家。天空大雨如注,他推开大门,撞入眼帘的,是临时雨棚下母亲的棺材,几个兄妹正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他心如刀绞,跌跌撞撞地走过去,跪在半尺深的泥水里重重磕起响头,父亲红着眼圈告诉他:才50岁的母亲临走时,手里还攥着那双鞋,眼睛也没合上……
母亲下葬后,他一连几天守在坟头,或跪或坐,他流着泪与母亲进行心灵交流:“我再也不当寄生虫了,这次去北京一定重新做人,将来带着自己的影片来祭拜您!”
母亲走了,遗憾的是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崔守杰便把那双布鞋珍藏在包中留作纪念。
北京圆梦:
影祭爹娘我已脱胎换骨
到北京后,崔守杰来到北京电影制厂片门前,每天与守候在那里的数百名群众演员,为争演同一个角色而挤得头破血流……
当群众演员收入极低,上镜机会极少,他常食不果腹。这种生活苦痛入髓,可他丝毫没有气馁,每次演小角色的间隙,他还会主动帮剧组人员干些扛器材、背道具之类的苦力活,久而久之,一些导演和监制都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好久无戏可接的他,冒昧地打电话向导演李明求援,当时李明正在俄罗斯拍戏,仍热情地介绍他去昌平某剧组找张导,边打杂边等配戏。
半年后,崔守杰由杂工正式转为场务,但收入仍很微薄。在电话中,父亲得知了他的窘境,每隔些时日就寄几百块钱帮他渡过难关。2002年年底,父亲放心不下,又来北京看他。崔守杰看见父亲胳膊上留有密密麻麻的瘀点,追问再三,父亲才说是献血换钱留下的印迹。
他让父亲以后不再寄钱给他,还骗去父亲的身份证,为父亲开了个银行账号,开始一点一滴地给父亲攒养老钱,另外,他开始撰写剧本《再喊一声妈妈》,剧情完全依据他自身经历铺展开,而主角就是他的妈妈!
2005年9月的一天,在《大敦煌》剧组当群众演员的崔守杰,听说一位大牌演员要赶飞机急于拍摄,他顾不得卸下一身笨重的铠甲,扛起一百多斤的“升降头”向片场跑去。这一幕恰巧被大导演陈家林和制片主任蒋晓群遇见,感动于他的“拼命三郎”精神,当天下午,蒋晓群找到他说:“从明天开始,你做剧务,管理整个剧组的伙食和群众演员挑选。”这不啻于天籁,让困顿中的崔守杰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第一个月,崔守杰领到了两千元酬劳,全寄给了父亲。当上剧务后,他工作勤恳、细心,得到同事们的称赞,还被李红副导演安排在《大清风云》《夜沉沉》《51号兵站》中饰演重要角色。接着,他又陆续升为制片、现场导演、执行导演……当事业渐入佳境,崔守杰更忙了,自然减少了给父亲寄钱寄物、向父亲嘘寒问暖的次数。他下定决心:等挣到钱了,就在北京买房,将父亲接来养老……
然而,世上唯有尽孝不可等待。2007年年初,哥哥打电话说,父亲患了肾结石,需要做手术。崔守杰抽不开身,连忙寄回去三四万块钱。可父亲知道他挣钱辛苦,根本舍不得花,一直拖而不治。半年后,崔效莲病情恶化,这才极不情愿地上了手术台,但一切为时已晚。2007年10月7日,崔效莲病情复发,被送到乌鲁木齐市医院紧急抢救。在珠海拍戏的崔守杰连夜飞去,父亲已被切开喉管,接上了氧气。父亲醒来,听说为治病花了很多钱,不能开口说话的他,艰难地挪动着手要拔导气管,崔守杰只得含着泪,把他的双手绑在床边……
10月17日,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悲痛得无以复加的崔守杰,俯在已昏迷数日的父亲耳边,不停地“责怪”他:“母亲走了,您为什么还要狠心抛下我们?儿子对不起你们,没能让您和娘享福。”父子连心,崔效莲竟奇迹般动了动手指,脸上艰难地绽放出一丝笑容后,两行浊泪从眼角滑落――55岁的他,带着对子女的眷恋,离开了人世……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崔守杰发现了一沓父亲卖血的收据和一个存折,那是他寄给父亲的钱,父亲竟分文未花!崔守杰的心被痛苦撕裂着,他找出已反复修改了五次的剧本,郑重地将剧名改为《我和父母》。
七易其稿后,崔守杰决定将剧本拍成电影,由自己亲自来执导、主演――他要用镜头和画面造一座墓碑,献给天下无数像自己父母一样的父亲母亲。然而,真正开始筹拍后,资金、场地、器材、演员等难题全部向他压来。
最后,他索性决定倾尽30万身家,拍成公益电影。真实的故事,质朴的主题,总是容易打动人,著名导演姚晓峰、楼健、孙文学,金马影帝刘烨,知名演员柯蓝、马捷、包美美、李树生、郭慧等,他们以零片酬的方式加盟义演,大连的辽宁民族艺术学校校长白玉民听说后,被他的孝心所感动,无偿提供拍摄场地和车辆供应。
2010年4月11日,经过紧张拍摄和后期制作,《我和父母》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现场观众无不经受了一场孝心洗礼。片终,当银幕上敲出崔守杰泣血写就的文字:“世上唯有孝顺不可等待,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许多观众忍不住抽泣。
崔守杰也哭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他真正读懂这句流传千年的古训,为时已太迟太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崔守杰哽咽着说:“我计划在10月17日,父亲三周年时,带着这部影片朝着我父母的坟头方向挂上银幕放映,这是忏悔,更是心灵救赎,希望他们能含笑九泉……”
责编/傅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