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还能吃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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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之说提醒我们高度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而生产效率没有实质性改善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时期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

第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各种迹象表明，长期以来支撑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首先，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变化，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换言之，到2013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将要结束。美国经济学家哈里・登特在《下一个大泡泡》一书中甚至断言，在“人口红利”期过去之后，中国将会陷入衰退的境地。此话尽管可能言过其实，但却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依赖低成本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方式，我们很可能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出现经济增速的回落。

第二，技术瓶颈的制约逐步加大。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投资品和中间品需求迅速增加，设备更新加快，企业对先进技术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相对于迅速扩大的技术需求，技术供给有可能难以跟上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升级的需要，技术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明显加剧。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仅难以承受大量引进技术的巨额成本，还会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限制。当技术瓶颈引发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下降时，将必然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

第三，资源环境已经形成“紧约束”局面。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将逐步逼向极限，在紧约束条件下求增长，如果增长方式没有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没有改变，那么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

第四，国际贸易摩擦正在日益加剧。近年来，在我国对外贸易进入扩张期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最大受害国。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的比重为6％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开放环境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这种增长方式，而且国际市场规模也无法支撑一个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方式。

正视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偏低的基本国情

经济增长方式客观上受到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的制约。同时，一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战略选择对增长方式转变也有重要影响。

一是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时期往往是经济结构加快变动的时期，也是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最大的时期。与发展阶段紧密关联，产业结构变动表现为传统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要素驱动型而不是创新驱动型阶段。

二是体制条件。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然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还存在行业垄断、行政壁垒、地区市场分割等现象；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行为还不规范；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部分被隔离在政府层面，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

三是基本国情。我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偏低，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异大，生产方式的多层次性增大了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难度。

四是发展战略。一些地方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对发展的阶段性、结构调整的系统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艰巨性认识不够，导致在经济发展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往往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这影响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甚至在客观上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

从国情出发，加强和改善国民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全面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根据我国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今后一个时期转变增长方式的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战略上突出做强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控制传统重化工业发展。

第二，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着力构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体制，把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努力形成一大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第三，加强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四，继续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型增长机制。

第五，着力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

(摘自5月8日《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