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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治理结构的封闭性、管理决策的随意性和代际传承的排他性,家族治理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
《董事会》:一般认为,明清时期中国有十大商帮,现代中国有闽商、浙商、山东商帮、江苏商帮和珠江三角洲的粤商五大商帮。您认为商帮的形成需要哪些条件?
辜胜阻:商帮是指称雄逐鹿于商界的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商人群体。每一个商帮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即具有共性的区域文化。有人说北方商帮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现代商帮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今天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都离不开浙商、沪商、苏商和粤商的重大贡献。商帮的形成需要有支柱性的产业、标志性的人物、共同的价值观、相互沟通机制等条件。
以明清商帮的晋商和徽商来看,晋商的支柱产业有盐业、茶叶和票号,徽商的支柱产业有典当、木材;晋商的标志性人物有乔致庸,徽商的标志性人物有胡雪岩;晋商共同的价值观为守信、讲义、取利,徽商的共同价值观则是儒家文化、朱明理学;沟通机制上,晋商有平遥会馆,徽商有徽宁会馆;商帮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可以归纳为发展商品经济、加强地区联系、推动城镇兴起、促进人口流动。
以现代商帮的闽商和浙商为例,闽商支柱性的优势产业有纺织、鞋业、轻工、建材等,浙商的优势产业有化纤、轻纺、皮革、通用设备制造业等;闽商的标志性人物有许荣茂、丁志忠、许连捷等,浙商的标志性人物有鲁冠球、徐冠巨、李书福等;区域文化和价值观上,闽商是“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和吴越文化的交融,海洋文化显著,浙商则是永嘉文化,强调功利、经世致用。
《董事会》:闽商与浙商是现代中国商帮的两大典型,您认为它们有什么异同点?
辜胜阻:闽商与浙商都是中国现代颇具代表性的商帮,它们的相同与不同,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六点:第一,闽商和浙商都是私营经济发展的典型,但发展模式不一样;第二,闽商和浙商都在海内海外发展,但内外影响力不一样;第三,闽商和浙商都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但冒险性强度不一样;第四,闽商和浙商都依靠产业集群提升竞争力,但各自的产业优势不一样;第五,闽商和浙商都重视血缘、地缘关系,但合作精神不一样;第六,闽商和浙商都强调义利兼容,但闽商的社会责任意识更强。
《董事会》:福建和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速度都很快,您认为在发展模式上有不一样的地方?
辜胜阻:就相同点而言,闽商和浙商都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典型。在发展模式上,浙江的“温州模式”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福建的“晋江模式”,是“依托侨乡优势,利用侨胞的闲散资金,兴办联户集资、合作经营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经济”的工业化道路。两者的差异表现在:晋江模式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侨资,是外源型的,温州模式的资金来源与集体农业收入积累,是内生型的;晋江模式以联户经营企业为主,温州模式以个体企业为主。然而,两种模式不仅受相似文化的影响,并且都以产业集群为依托发展特色产业,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拓展到区域范围,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2005年,浙江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生产总值占全省65%以上,进入全国百强县的浙江30个县市中,绝大多数县民营经济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0%,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90%;福建省民营经济生产总值占全省GDP的60.81%,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63.4%,其中民营工业对工业的贡献率达54.4%;个体私营企业相当发达,从业人数多,这表明了福建和浙江经营工商业的劳动者众多,在全社会形成了经商的热潮,这是成就商帮的经济基础。
但是,闽商和浙商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在创业初期,闽商的原始资本、创业初始资本更多来自海外;浙江则不同,创业资本更多来自民营企业主自身积累及其家族资本。不仅创业初期如此,从2004年的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资本来源的数据看,福建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来源比重依次为外资、个人资本、国家和集体资本,其比例分别为45.0%、26.3%、14.8%,而浙江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来源比重依次为个人资本、外资、国家和集体资本,其比例分别为42.1%、23.0%、9.3%。从这个角度上看,两者经济的宏观发展模式是不同的,如果说福建在经济发展中外力作用很强,浙江则主要靠内力驱动。另一方面,从投资路径的比较看,闽商多走了一条“国外兴业――投资福建――省外”的道路,浙商则更多是按照“省内――省外――国外”的路径发展。虽然造成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福建省内市场狭小,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条件落后、本土经济不很发达,但是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了海外市场、海外资本(侨资)等外向型因素对福建经济发展的作用。
《董事会》:如您所说,外部因素对福建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闽商在海外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视,您对此怎么看?
辜胜阻:这也是闽商和浙商相比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不管在海外还是海内,闽商和浙商都是华商的典型。2006年,以祖籍地划分的全球华人富豪500强,浙江有75位,闽商有56位,仅次于广东,列全国各省市区第二位和第三位。但是,闽商和浙商的内外影响力是不同的。闽商在海外发展得比浙商好。2006年度全球华人富豪500强中,前100名中有闽商22名,其中20位为海外,包括港澳台闽商。海外闽商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他们的发展是非常耀眼的,菲律宾华人企业前10名中,有6家是闽商;印尼前500名富豪中也有六成属于福建商人。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新加坡首富郭令明、菲律宾首富陈永栽和印度尼西亚首富蔡道行,都是福建人。海外浙江商人的发展没有闽商突出,浙商主要聚集在国内。在2006年胡润富豪榜(大陆地区),无论从公司总部所在地还是企业家出生地,浙江都分别以75名和106名富豪位居首位,而相比之下,国内闽商要稍微逊色。因此,从影响力看,海外闽商比海外浙商的影响力大,国内浙商比国内闽商的影响力大。
《董事会》:和浙商相比,闽商的奋斗史是否有更独特的地方?
辜胜阻:闽商和浙商背后都蕴涵着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这就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冒险精神和崇商意识。无论是福建人还是浙江人,多具有吃苦耐劳、崇商敬业、敢于冒险的品质、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冲动、以及“宁为鸡头,不作凤尾”的强烈的老板情结。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眼光,能看到市场潜在的商业利润;二是有能力,有胆略,敢冒经营风险,从而取得可能的市场利润;三是有经营能力,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最终获得利润。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重要品质,这也是福建和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并且能成为商帮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认为相对其他商帮而言,闽商的冒险精神更强。有的福建商人把60%以上的销售收入拿去打广告,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区域文化上的差别还表现在:闽商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三分本事七分胆”,闽商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爱拼才会赢;浙商则重视经世致用,强调个性和能力。闽商和浙商一样都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但是,浙商具有的是比较传统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通常是搜索变革、做出反应、把握机会、获得成功;闽商则具有比较激进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通常会主动出击、推动变革、创造机会。在企业家的行为上,浙商是看准了就做,闽商是做了再看。因此,有人说“浙商更加理智、闽商更富激情”。
《董事会》:您认为两地产业集群各自的优势何在?
辜胜阻:的确,闽商和浙商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产业集群和区域块状经济相当发达。福建已经形成60多个特色鲜明、辐射力大、竞争力强的大小产业集群,总产值达3000亿元,如晋江的旅游鞋产业集群、安溪的茶产业集群等;在浙江,超亿元的产业集群就有500多个,如温州的皮鞋产业集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永康的五金产业集群和嵊州的领带产业集群等等。著名经济学家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都明显存在的现象。产业集群是促使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福建和浙江通过产业集群形成各自竞争优势,从而保证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也要看到,它们各自的产业优势是不同的。2005年,浙江有一半以上的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人员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中,福建则有40%的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人员从事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业。闽南一带推崇“商能致富”、“商胜于工,商胜于农”,“以商为荣”的观念深人人心。因此,闽商和浙商的产业优势是不同的,在各自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差别化和产业优势的发挥,也要注意克服弱势产业的不足。
《董事会》:血缘、地缘关系是商帮形成的纽带,合作精神是商帮发展壮大的基石,闽商浙商对此都很重视,您对此怎么看?
辜胜阻:闽商和浙商的创业资金来源虽有不同,但都是来自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或具有地缘关系的朋友乡亲。闽商和浙商企业组织多为家族企业,即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企业组织形式。家庭企业扩张的合作对象是具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产业传播和扩散路径是沿着血缘、亲缘、地缘的脉络向外延伸的。所以,血缘和地缘对闽商和浙商都是相当重要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企业有利于企业创业,也有利于企业创新。家族企业降低成本、家族信任节约交易成本、血缘关系形成较强的凝聚力,有利于企业快生;但同时,由于治理结构的封闭性、管理决策的随意性和代际传承的排他性,家族治理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
受区域文化的影响,闽商特立独行的特质明显。也有人认为,由于闽商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并不彻底,因此海洋文化强调的合作和团结在闽商身上表现并不突出。在这一方面,浙商的合作精神则相当强,浙江商人强调共生共荣。合作文化会对企业规模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工商联2005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排行榜中,上榜的福建企业仅4家,而浙江的企业达285家。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数和资产总额,福建也仅为浙江的1/3。
《董事会》:目前,私营企业强调义利兼顾的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强,闽商和浙商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在所有商帮中,闽商的“回报桑梓”社会责任意识似乎更强。
辜胜阻:现代意义的中国商人已不再是很多人所习惯认为的见利忘义,开放和竞争的经营环境要求,商人要获得长远发展和永续经营就不能仅仅追求利益,而忽视道义。现在成熟的商人都强调义利兼容。在所有商帮中,闽商的社会责任意识更强,恋祖爱乡、回报桑梓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陈嘉庚。全国新侨约400万人,福建籍的约占四分之一。海外闽商数量较多,发展较好,牢固的乡族观念使他们与故土保持紧密联系,因此事业有成后回馈社会的热情更加强烈。
《董事会》:对于中国商帮发展,特别是发挥商帮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您有什么建议?
辜胜阻:推进中国商帮发展,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需要重视以下方面:一是要完善各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形成鼓励创业的社会文化和氛围;二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封闭的家族治理结构,建立家族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以及家族企业与社会的双重互信机制、实现家族资源与社会资本的有效结合。与浙江企业相比较,福建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家族治理特征更为明显,企业控制仍相对集中,家族成员仍垄断大部分关键岗位,职业经理人作用很难发挥。三是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培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四是树立品牌意识,实施差异化战略,提升在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的位置;五是创新区域文化,继续弘扬优秀的区域文化,摒弃落后的小农意识,注重团结、强调合作、实现共赢。六是提高商帮的组织化程度,重视商会包括异地商会建设,发挥商会作为现代商帮最主要沟通平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