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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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选题：阶级的新面孔

编者按：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啻可看作是一部阶层的重塑史。不断重组的社会结构若反应在个人经历上，则往往表现为阶层意识的觉醒和阶层身份的流动。马克思意义上的经典阶级概念，由于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最为乘手的意识形态武器，也成为了近代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概念之一。但正如赵月枝文章所言，这一阶级概念指称的是社会以及政治力量对于革命政治所持有的态度，而不是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处境。经由媒体与宣传机器，被“启蒙”的阶层意识开始了它与现实政治之间不断互相作用的过程。在中国被带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在“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中，基于财富多寡的阶层分化才开始真正出现。 中国进入后改革时代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经过了第一轮狂飙式的财富积累，日益显著的阶层分化开始带来无尽的尖锐冲突。人们对已日益凝固的阶层分化的不甘与无可奈何，表现为对“富二代”与“拼爹”的妒恨与嘲讽。人们已觉察到，在这个时代中，个人的梦想失落与上升受阻，似乎已开始具有了命定论的色彩。那些通过个人努力和机遇而改变命运的“中国梦”传说，也开始褪去它原有的光环。高勇文章指出，阶层意识不仅仅是个体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体验，阶层流动的希望、意义感的获取，同样左右着人们对自身位置的认知。过去的三十年，总体上是一个阶层意识不断“分殊”的阶段。即使在传统的工人阶级内部，依旧可以依其不同的社会关系体验，而造就了不同的阶层意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广泛意义上的阶层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却并未能形成任何与经济地位严丝合缝的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图景之中，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认知却下降了。 这种对自身处于下层的认知意识，在佟新看来，其根源在商品化主导的符号文化。那些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涌入大都市，并最终获得了稳定收入的青年人，在经济学意义上或都可归入“白领”和“中产阶级”。但他们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向上流动，但却难以在文化上确认自己的阶层身份。新阶层文化依照一套以虚荣为指向的消费文化发生作用，并与人们的身体与情感直接相关。作者不无忧心地指出，相比于经济地位的差别，这是更为深层的社会断裂和社会剥夺。 在当代中国混杂的阶层图景中，为何会出现此种以经济和社会关系为导向的阶层分化？那些价值与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各方内部，却往往并不具有一致的社会身份特征，“每一方内部都是多个‘阶级’身份的混合群体”。张静文章认为，这一现象源于曾组织起城镇居民全部生活的“单位”制，中国的“工作单位”本就具有了等级差别的含义。这一高度组织化的机构掌控着不同的资源，并形成了组织化的利益群体。人们习惯在一有层次差别的团体内部解决利益纠纷，这使得单位成了利益协调的主体。故而，更广泛意义上的阶层差别和矛盾，便暂时被隐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