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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习生”,我有很多话题可以说。我的学生时代,前后实习的单位近十家,我的职业生涯,前后带过的实习生也有数十个。结合“实习生”和“指导实习生”的双重经历,总的体会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媒体实习”环节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新闻单位或新闻人,对待实习生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感觉是负担,不愿意带,有的还会征收一定的实习费,不少单位即使招实习生,也是相对随意的安排,既缺乏一定的培养规则,也缺乏对实习生诉求的尊重。此外,还有意外保险等问题。
我一直认为,“实习生”的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如果愿意培养实习生,很多问题其实算不得问题。
在《新京报》评论部与我共处过的实习生,每个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两次“作业”。第一次作业,在实习生报到后,需要写一下自己的“实习理想”:作为实习生,我希望学到什么。最后一次作业,在实习生实习结束时,需要写一下自己的“实习反思”:如果我是实习指导老师,我希望教什么。
两次作业还包括一个“同题问答”:1.你对新闻评论怎么看(概念、内涵、外延)?2.你对《新京报》评论有什么印象(优点、缺点)?3.你对新闻评论的现状、发展趋势怎么看?4.假如现在遇到一则新闻,舆论关注度很高,但是真假难辨,你认为该怎么处理?
第一次作业是看实习生的“心理预期”,最后一次作业是看学生的“心理满足”。作为实习指导老师,我想知道,通过两次作业的比较,能否看到实习生的显著变化。
一般而言,我比较注重两部分,一是媒体的生产流程及其运转,比如侧重《新京报》评论的理念与实践,一是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及其形成,比如侧重自我训练的思想与方法。这两个目标说起来容易,但还是要靠具体的采编操作细节来实现,前提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比如,如何体现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平衡,如何体现系统性和重点性的平衡,如何体现初级性与专业性的平衡。
这些原则,结合不同的实习生又需要有所调整。除了一般的性别之分,名校非名校之别,还有更为细致的差别,比如,有北京高校的,有外地高校的,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有短到一个月的实习期,也有长达三个月的实习期,有愿意从事传媒业的,也有只是想熟悉媒体运作的。这些“标签”背后是一个个千差万别的学生,以及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诉求。
曾先后有两个实习生,都来自外地高校,我便在课程设计里增加了一些街头调查,从北京市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各选择两个报亭,涵盖高校、社区、商业街、机关等不同类别,设计调查问卷,与报刊亭老板进行访谈,搜集与《新京报》及其他报刊的一手数据,并进行分析挖掘,撰写成2011年和2012年的《3C视角下的〈新京报〉发行状况数据分析报告》。目的有三个,既可以加深对《新京报》的认识,还可以了解北京的媒体行业,也对北京城有所熟悉。
我现在带的实习生,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黎明。由于他有志于从事新闻业,我给他安排的每天的作业之一,就是“找选题”,针对版面和栏目来寻找选题,然后和见报的选题进行比较,以此来训练对选题的敏感度和准确度。另一个作业就是“找作者”,每天推荐一位学者,包括学者的生平、代表作和近期言论。当选题关和作者关都得到一定的训练后,我想他对当下的“新闻场”感同身受,可以提前进入职业角色。
课堂学习和媒体实习,是新闻教育的两种重要方式,不可偏颇,现在的新闻教育之所以饱受诟病,原因之一就是在“媒体实习”环节的缺陷。
当然,这方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尝试,比如暨南大学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打造的“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些新闻学子的职业成长。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