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与现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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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艺术是“以太”式的伪问题?

初到世界艺术之都巴黎，最渴望阅读的是“前卫艺术”，但这却又是最令人困惑、尴尬的阅读。

当年毕加索请马蒂斯看他的立体主义开山作《亚威农的少女》，马蒂斯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真实观感：“我像是被一个擦汽车的纱团蘸上了汽油塞进了喉咙!”可是，倘若我在观看时也产生“蘸汽油的纱团塞进喉咙”的感觉却绝对不敢说，因为我自惭，觉得自己孤陋寡闻，太疏离新潮。

然而，当我发现披熏陶了近百年的法国观众甚至法国画家在观赏现代艺术时，也像我一样如坠五里雾中，我狐疑了：莫非现代主义艺术是个和物理学中的“以太”问题相类似的伪问题?

那是我在读了《爱因斯坦传》后冒出来的壮胆怀疑。

17世纪至19世纪的物理学家，为了解释光的传播以及电磁和引力相互作用的问题，把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一种媒质――“以太”――作为光的传播媒质。这期间几代科学家都在穷其毕生智慧研究“以太”的性质，写出了汗牛充栋的论文，直到企图证明以太真实存在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失败之后，爱因斯坦建立了相对论，确定了光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都是通过各种场在进行的，根本不是通过机械的媒质“以太”。宇宙中根本没有“以太”，它不过是人们子虚乌有的假设。

“以太”这个伪问题，整整空耗了五六代物理学家的智慧和生命!

我联想：现代艺术各种流派所宣称的艺术圣条，是不是也是类似于“以太”的人为假定呢?

西方写实主义绘画遭遇两大克星

一场发生在巴黎的关于现代艺术大争论才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画家遭遇到了两个最可怕的克星，其杀伤力就像当年让恐龙灭绝的撞击地球的小行星!

第一个克星是照相机的发明。1839年，法国学者达盖尔发明了银版照相法，宣布了人类第一架照相机的诞生。发明伊始，只有极少数人摆弄这个玩意儿，而且照出一张清晰度很差的照片还要花很长时间，所以西方画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然而到了1891年，美国伊斯曼一柯达公司发明了胶卷并生产了普及型照相机，这时西方画家感到大难临头了。西方绘画一直是以在二维平面上精确地画出人类三维视觉经验为最高美学标准的。为了做到二维精确表现三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建构了四个“学”――透视学、色彩学、光影学、艺用解剖学，由此把西方惟妙惟肖的写实绘画推到了顶峰。没想到，这个在工厂流水线上成千上万生产出的照相机，不管什么人，只需拿它“咔嚓”一下，就把所有伟大画家的写实“武功”给废了。是啊，纵使你是画界泰斗，你也绝不敢说画得比照相更像、更准确。于是画家们仰天长叹：今后我们还怎么画呢?

“怎么画”，就成了一个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存亡的大问题。

另一个克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这使得从柏拉图哲学到基督教伦理的西方形而上体系濒临崩溃。这个形而上体系一直是历代西方画家表达形而上精神的根基与源泉，是“画什么”的全部“什么”。当你走遍西方博物馆和教堂，就会感受到满目皆是表现基督教教义题材的作品。就算是提倡人本主义、反神权的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所画的全部作品也都与上帝相关。当尼采把上帝“弄死”之后，19世纪末的西方画家们就无比迷茫与失落，并痛苦地发问：今后还能画什么呢?

“画什么”，也成了西方造型艺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被这两个克星弄得惶惶不可终日的西方画家们，重新探索形而上的追求(画什么)和形而下的表达(怎么画)，在痛苦彷徨十多年之后找到了对付这两个克星的无奈策略。

“变形”与“表现自我”成了新圣经

现代主义开山鼻祖们想，你照相机不是照得无与伦比地像吗?那好，咱们来个逆向思维，画什么不像什么。法国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杜桑证实说：“为了和摄影相区别，野兽派、立体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派别的画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概念上，那就是变形。”所谓变形，就是不像绘画客体，就是反透视学、反色彩学、反光影学、反艺用人体解剖学。现代主义鼻祖们提出了“怎么画”的五花八门的新法门：打碎再组合、色彩平涂、色彩主观化、绘画音乐化、潜意识自动绘画……于是一下就涌现出了野兽派、立体派、抽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新流派。

与此同时，现代主义鼻祖们又喜出望外地从“弄死”上帝的尼采那里找到了解决“画什么”的金钥匙。他们发现，尼采在宣称“上帝死了”的同时说过：“上帝进了坟墓，人类中的创造者才得以复活。”啊，这下有救了，上帝死了，咱艺术家的自我复活了，艺术家的自我就是上帝!于是“表现自我”，就成了现代主义所有流派的形而上新圣条。当阿猫阿狗皆可成为艺术家后

现代主义艺术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实验，媒体造就出了毕加素、马蒂斯、康定斯基、达利等许多大师。当然也不乏有杰出的作品流芳于美术史。然而，万万没想到，对付两个克星的无奈策略却导致了吊诡的逻辑后果。

首先来看“怎么画”。

变形、色彩的主观化、自动绘画等，完全由各流派的画家凭着自己提出的假定来挥洒，确实是颠覆前人所有艺术规范的最痛快的解放。毕加索宣称，创造乃是一切破坏的总和。现代艺评家们说得更哲学：没有规范便是现代艺术的规范。后来发展到波普艺术、集合艺术(又称“拼合艺术”)等，干脆提出要“消解艺术和非艺术的区别，消解艺术家和非艺术家的区别”。这两个“消解”可是法力无边，意味着任何人――没有受过任何艺术教育的阿猫阿狗，只要他们愿意，全都可以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样“拿起画笔，立地成家”；意味着世上任何物品，哪怕是垃圾废物，都可被赋予一个观念就摇身一变成为艺术杰作。纽约的精神病人的随意涂抹，台湾的从来没有学过绘画的道士、退休工人一时兴起画出的“素人艺术品”，都一夜间离奇地成了高价位的艺术商品。

如此作画(“怎么画”)的逻辑发展结果是，艺术的被欣赏机制被消解了。道理最简单不过：既然人人都是艺术家，物物皆为艺术品，为什么我还要到画廊去欣赏你那些我也能立刻做出来的“现代艺术”呢?为什么我还要掏腰包去买你的让我的直觉感到难受的东西呢?

至于在作品中表现“替代上帝的自我”(“画什么”)，由于现代艺术根本没有共通的判读规则，别说是大众茫然不懂，就连高端社会精英以及画家同行都是一头雾水。通常的补救办法是，由艺评家或画家自己出来用千言万语加以诠释，终于使观众明白了一点那个恍兮惚兮的“自我”；可是，话得说回来，在这价值多元的时代，你有你的自我，我有我的自我，彼此都是等价的，凭什么让我悦纳和欣赏你艺术家那个常常是诡谲、变态的“自我”?

因此，无论是当代的通俗艺术消费

者(一般大众)，还是精致艺术消费者(高端的精英)，均对现代艺术默默地疏离而去。为什么要默默地走开而不大声地说出“不喜欢”呢?因为从商业利益出发的大众传媒，早把现代艺术炒作为当代最高雅最深奥的艺术了。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说，当媒体和专家把欲灌输给大众的观念标榜为权威的“科学的论说”后，就变成了让人不得不服从的话语权力。倘若有人敢违逆，等着吧，马上就会受到比警察还厉害的“论说式权力”的制裁。你若敢实话实说现代主义艺术的不是，就会被戴上“当代文明盲”的帽子拉出来示众!

在现代主义艺术之前，艺术的推陈出新，都是新规范涵盖旧规范，是艺术的加法，是艺术精致度的不断提升；而现代主义艺术的“没有规范就是规范”却解构了一切规范，是艺术的减法，是艺术的精致度在沉降。

从“变形”与“表现自我”到“人人皆是艺术家，物物皆成艺术品”，这样的一些现代主义艺术假定，是不是很像物理学用“以太”解释光传播的假定?

艺术比翼鸟的失衡

有趣的是，现代流行艺术却受工业文明之赐，“风景这边独好”，而且疯魔般地好。

本来在田野、街头唱的民歌民谣，借助于高功率、高保真音响以及激光、数码等高科技设备，进化成了可以面对几十万人演唱的流行歌曲，并借助激光唱碟而风靡全球。本来是供少数说书人用的传奇话本，如今借助现代印刷术，摇身成为发行千百万册的畅销书。连环画、漫画等通俗绘画也是洛阳纸贵。电视肥皂剧成了亿万人最喜闻乐见的“快餐艺术”消费品。歌星、电视明星、畅销书作家等现代俗艺术生产者，成了亿万富翁。不仅如此，民主政治国家的当权者们，为了选票，对那些凡是大众崇拜的俗艺术明星偶像，必做秀表示特别的尊重，这就使得俗艺术明星的社会地位畸形般地显赫。英国甲壳虫乐队的列侬被歌迷枪杀后，众多国家的首脑发唁电致哀，其哀荣远远超过诺贝尔奖获得者。

诚然，俗艺术与雅艺术是社会审美需要的“比翼鸟”，没有孰重孰轻。然而当下，却是流行之翼过分肥壮、精致之翼肌肉萎缩。何故?

人类的原始艺术全是俗艺术，如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杂耍、洞穴画、民间舞蹈等。那么人类是怎么生产出精致艺术的呢?个中有个奥妙。

一般丧葬的坟属于俗文化，但一旦被古埃及法老当作“灵魂的永久居所”，并投入全国的劳力、财力、精英的智慧之后建成的金字塔，就成为精致建筑艺术而留名于艺术史了。古希腊的城邦执政官调动巨大的社会资源从事雕塑、创作悲剧，才会有辉煌的古希腊雕塑艺术和戏剧艺术。如果不是能支配强大的秦国所有资源的秦始皇热衷于墓葬，就不会有被称为古代吐界第奇迹的兵马俑。政教合一的能调动全欧洲1／3社会资源的中世纪教皇，不断地向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发出定单，才会有登峰造极的文艺复兴造型艺术。盛唐时期，由于唐明皇对艺术的偏好，在他的开元盛世才出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怫王维、画圣吴道子、塑圣杨惠之、书法草圣张旭与怀素、大作曲家李龟年等。由于17、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音乐的独钟，才会涌现出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旷世天才哥响乐艺术、歌剧艺术……

列举了上述世界史上产生精致艺术的发生过程后，可以做如下一点归纳了：凡能支配最大社会资源的人倾心某种艺术，投资于某种艺术，那么，某种艺术就有可能被造就成为精致艺术而留存于人类的文明史。

为此，历代生产精致艺术的艺术家们，都懂得对待雅艺术的资助者和消费者要全力投其所好，并在此前提下表现艺术个性(“自我”)，张扬自己的才华。

生产现代俗艺术的艺术家们更懂得竭尽全力去投俗艺术消费者(大众“粉丝”们)所好，如此才能名利双收。

可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似乎极傻，他们根据“表现自我”的形而上假定，对观众侵略式地表现“替代上帝的自我”，把投他人(当代精致艺术消费者)所好看作是对艺术的极大亵渎。于是，他们中除少数被媒体炒作成“大师”而成为富豪外，其他大多数人成了要向政治家求补助的准乞丐。巴黎就多得是这样的现代艺术准乞丐。

当代那些能支配最大社会资源的政治家和大企业家，不热衷也不资助现代艺术，他们敬而远之。这就使得现代主义艺术丧失了成为当代精致艺术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当代政治家和企业家所面对的都是高度风险的系统。以往的国王或皇帝，有血统上的终身统治的合法性，系统较为稳定。当代的国家首脑，时时面临国内外种种高度复杂和风险极高的问题，若处理稍有失当，就会有被弹劾下台的危险。他们的闲暇时间极少，这一点不可与过去的国王、皇帝相比。当代大企业家的市场生态系统也是风险系数极大，他们随时都可能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因此他们的闲暇时间也是空前地少。这些当代的能支配最大社会资源的各国首脑和跨国集团总裁们，只能用极少的闲暇时间去打高尔夫球或进行其他体育活动，省时又加强体质。他们不能像历代的先辈那样为生产当代雅艺术开定单，而是极力扶持他们热衷的体育，因此当代体育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最大的幸运儿，奥运会成了各国首脑和大企业家鼎力支持的盛事。可惜的是，体育只是对人类体能的开发，不可能内含任何形而上的内涵，因此，怎么也不能替代艺术。倒是奥运会的开闭幕式需要大型的多媒体声光电艺术为它装扮。倘若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一时有兴致想欣赏雅艺术，他们大多数会选择过去的高雅艺术――听歌剧、看芭蕾舞、欣赏印象主义绘画等，以前辈的精致艺术聊以填补，而不会去观赏那些令他们的感官被恶性刺激，而且还大伤脑筋又不知其然的前卫艺术。一言以蔽之，他们没有前辈同类那般呼唤、催生和享受当代精致艺术的强烈的内驱力了。

这是一个渴求当代精致艺术大“定单”的时代，这是一个重新审视现代、后现代艺术假定(观念)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