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Cina”语源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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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诸国称中国名号最广者当为“支那”（china），记“支那”名号最早出者为印度古文献《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政事论》。汉译佛经音译“Cina”为“支那”，亦有“震旦”、“振旦”、“真丹”、“真旦”、“至那”、“脂那”、“振那”等异译。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学者对“支那”语源问题分歧甚大，计有“秦”、“汉”、“瓷器”、“日南”、“滇”、“羌”、“丝国”、“荆”、“成都”、“齐”、“姬”、“苗语”、“傣语”、“长安”、“晋”等等异说，然综观先秦中外交通特别是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证之蚕桑养殖起源以及早期丝织产业，以文献和考古实物审之，“成都”一说似最为合理。

【关键词】Cina；支那；秦；丝；成都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71-11

世界诸国称中国名号者甚多，然最广泛者当为支那（china），记支那名号最早出者为印度古文献《摩诃婆罗多》第二篇《大会篇》二十三章十九颂之“Cina”及《罗摩衍那》第四十二章十二节之“Cina”，两者皆指称中国。佛经中亦有“Cina”，汉译佛经音译为“支那”，亦有“震旦”、“振旦”、“真丹”、“真旦”、“至那”、“脂那”、“振那”等异译。此为中西交通史家探讨之热点，但“Cina”到底指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是中国的朝代称名还是地区称名，其原音为何，为什么古印度以“Cina”指称中国，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学者们意见颇有分歧，莫衷一是，现归陈如次。

一、1655年前佛经时代之研究

西晋前佛经往往采用意译，译印度Cina多为“秦”、“汉”、“晋”等。东晋后之译经者，多采音译为“震旦”、“振旦”、“真丹”、“真旦”、“支那”、“至那”、“脂那”等。

其一，Cina为秦说。西晋竺法护（约3-4世纪）所译《普曜经》记有六十四种异书，第二十种为“秦书”，其梵文为“Cinalipi”。但唐地婆诃罗译此经为《方广大庄严经》，译“Cinalipi”为“支那书”，显系音译。《高僧传》亦载：“既见猛至，乃问秦地有大乘学不。”“秦地”出自印度僧人之口，或为梵文Cina之音译。玄奘《大唐西域记》载有玄奘与戒日王的一段对话：“王日：‘大唐国在何方……’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戒日王还谈到昔日秦国天子“早怀远略，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故从前后文意揣测，此处玄奘所谓前王似当指“秦”。

其二，Cina为汉说。鸠摩罗什所译《大庄严论经》载：“我昔日曾闻汉地王子眼中生瞙”，此当译梵文Cina为“汉”。

其三，Cina音译为支那等。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云：“东国总言脂那，或云真丹，或作震旦，此盖取声。”据彭海《汉语佛经中华夏国称的两大音系——“震旦”与“脂那”》一文介绍，佛经中Cina之翻译有胡语和梵语之不同体系。先有胡语之“震旦”，东晋帛尸黎密多罗所译《佛说灌顶经》载：“阎浮界内有震旦国”，之后有梁僧宝集《经律异相》译作“振旦”，此外，尚有“真丹”、“真旦”等。后有梵语之“支那”，高齐由北天竺来华的那连提耶舍《法护长者经》译作“脂那”，之后印度来华的达磨笈多译作“支那”，此外，尚有“止那”、“至那”、“振那”等，不一而足，但以“支那”使用最多。据彭海此文，印度Cina之译词“脂那”、“至那”、“支那”比粟特语之Snystn、cnyrtn译词“振旦”、“真旦”、“震旦”使用要迟。

其四，支那无义。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

其五，“支那”为意译之“思维发达、文物昌盛、华言巧黠之国”。唐僧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云：“支那，亦日真丹，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宋僧法云《翻译名义集》云：“脂那……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苏曼殊1909年5月20日致刘三书信云：“近证得‘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及今读印度古诗《摩诃婆罗多》元文，始知当时已有‘支那’之名……考婆罗多朝在西纪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而西人所考，多所差舛。今新学人咸谓‘支那’乃‘秦’字转音，实非也。”今人黄兴涛亦认为“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以今之眼光审辨，此说似多有附会。

二、从卫匡国到伯希和

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卫匡国首倡秦说，自伯希和唱和之后，此说风行一世，前前后后围绕此说展开争论，拥护者甚众，批驳者亦多。

其一，Cina为“秦”之音译。1615年，金尼阁神父整理利玛窦日记遗稿，译为拉丁文刊布，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日本人称它为唐，鞑靼人称它为汉，而生活在更西边的撒拉逊人（Saracen）则称之为Cathay。”利玛窦没有说明“Cin”即为“秦”，但从后文之“唐”、“汉”揣测，交趾人和暹罗人所称“Cin”似为“秦”。明清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于1655年出版《中国新图志》（又译《中国新地图集》），在释名中第一个正式把“支那”（sina）称为“秦”。清末薛福成于《出使四国日记》主张Cina为秦之音译：“欧洲各国，英谓中国人日‘采宜斯’，法谓中国人曰‘细纳爱’。其称中国之名，英人曰‘采衣纳’；法人曰‘细纳’，又曰‘兴’；义人曰‘期纳’；德人曰‘赫依纳’；蜡丁之音曰‘西奈’。问其何所取义，则皆‘秦’字之译音也。‘西奈’之转音为‘支那’。日本之称中国为支那出自佛经，盖梵音又实与西音相通者……揆厥由来，始皇迫逐匈奴，余威震于殊俗。匈奴逐水草而居，其流徙极远者，往往至欧洲北境；今俄、奥、日耳曼、土耳其诸国，未必无，匈奴遗种。匈奴畏秦而永指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竞沿其称而称之也。”葛方文《中国名称考》亦认为，法国、英国、意大利称中国为“支那”，其名称来源同出于Chin和Thin之声转，再加“a”，“a”者，国土之义，犹言秦国。古代印度和罗马人，均称中国为“Cina”、“Thin”和“Sinae”，皆“秦”的外文对音。清末文廷式《纯常子枝语》亦主张“秦”音之说，但他却认为此秦非赢秦，而为姚秦：“今欧罗巴人称中国为氊拿，或为占泥，皆支那之转音，近时言译语者以支那当为秦字之合音。中国惟秦威烈最盛，故西人至今以称中土。余则谓若作秦音，正当是姚秦之秦，非始皇也。姚秦译经最多，天竺人以支那译其国名，西洋又从印度译之，故展转不可知耳。”

其二，Cina为“秦”之梵语音译。利、卫之说实为Cina语源为“秦”之梵语音译之肇端。鲍梯（M.Pauthier）追根溯源，进一步申张利、卫之说，鲍氏认为“支那”称名源于梵语，梵语“支那”由中国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公元前1000年时，已建国于陕西。英国贾儿斯赞成此说，谓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Sin”、“chin”，皆因秦而成，今China末尾之a字，则由葡萄牙人所加。1894年，黄庆澄《东游日记》记日：“……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日‘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日本高桑驹吉1912年发表《中国文化史》也认为：“支那一名，原为外国人所呼的名称，固非中国人自加之名。寻绎这名称的起源，却有种种异说，难于决定。但最通行的一说，以为或者是秦始皇帝威势振于四境，其附近的人民称其地日秦（Chin），后遂转讹而为支那（China），乃由海陆两方面传于印度、中央亚细亚、波斯、西亚细亚以至欧罗巴，复经佛教徒之手而人中国本国。”1911年，德国雅各比（Herman Jacobi）著文（《从考铁利亚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文学史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汇刊》1911年第44期）反驳此说，谓公元前300余年，印度梅陀罗笈多王时期，其臣考铁利亚（Kautiliya）《政论》一书中载有“Cina”产丝，秦朝开始于公元前247年，而《政论》成书于公元前300余年，故支那不可能为秦。1912年法国伯希和撰文《支那名称之起源》，驳雅各比之论，力主秦说。伯氏主张有四：（一）《政论》成书年代不确，不能以之否定支那起源于秦。（二）汉时匈奴人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汉书·李广利传》记秦人为汉人。《汉书·匈奴传》载“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书·西域传》载“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为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四）《穆天子传》所言旅行中亚之人是公元前7世纪之秦穆公。美国劳费尔对伯氏之说先存异议，后又以语音学补充伯氏秦说，劳氏认为，中国在印度语、伊朗语和希腊语里的名称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这个名字或许可以到中国国内去找，伯希和所举汉朝中国人在中亚被称为“秦人’并不足以证明cina、cen等外国名字都是根据这个“秦”字，伯希和没法从语音上证明这种转生语的可能性。“秦”字古音是当头带有齿音或颚音的din、dzin、dzin（iin）、dz口pin，汉语当头的dz音到了伊朗语里成了无声颚音c是可能的，且合乎语音规律。一方面是语音上的一致，另一方面是梵语、伊朗语、希腊语里对中国的称法相同，因此“秦”字语源有其合理性。伯希和为西方极具影响之汉学家，自伯氏之后，中西方学者大多赞成此说，诸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和中国权威辞书《辞海》等皆采此说。

张星娘力赞秦说，其论据有四：（一）雅各比和贾儿斯皆不知秦之建国始于公元前700余年之周平王时代，至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秦已强大，称霸西戎，早于印度《政论》约350年。西戎边界，可达今喀什噶尔、帕米尔高原，则秦名传于印度不难。汉以前之交通可由沙漠北道经哈密、吐鲁蕃、阿克苏、喀什噶尔至西方，即使秦穆公时秦之势力未及帕米尔高原，仅至安西敦煌附近，秦之威名由商贩而传至印度、中亚也极为容易。（二）秦惠文王（公元前338即位）灭巴蜀，其时在印度考铁利亚《政论》成书之前。《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蜀身毒道以及《汉书·西南夷传》所记中原与云南昆明滇越之交通，皆可证明从古即有商道至西南，可以接触印度商贾。秦国在先而甚长久，其名已成商贾口中习惯，不易改变，且汉初武帝之前，为时甚短，诸帝皆不勤远略，以守成为务，故秦之名由巴蜀、滇越而传至印度。（三）公元前177年，匈奴击败月氏，驱之西迁。大月氏自甘肃西徙时，汉朝不知之，而月氏亦不知有汉。秦自穆公时，月氏所居之地已臣属于秦，西徙之时必以为中国皇帝仍为秦之后裔。西方康居国（Sogdia）等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以及希腊人、罗马人之秦国（Thin）、秦尼国（sinae），皆自月氏得之。春秋战国时，秦与西方交通极繁，至汉初乃完全断绝，至汉武，乃重兴交通。（四）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人为秦人，中亚各地在汉初皆隶属匈奴，中亚土人称呼中国皆来自匈奴人之口。向达《中西交通史》亦主印度最古《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所载“Cina”因“秦”得声，但向氏认为希腊古书中提到东方出产丝绸的赛里斯（Serice）乃是丝国之意。方豪《中西交通史》探讨《支那名称之起源》似亦赞同伯氏所论。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亦支持秦说。饶氏认为，司马错灭蜀，在秦惠王时，是时蜀已归安，故蜀产之布，被目为秦布，得以Cinapat称之。季羡林亦赞成此说：“《摩诃婆罗多》，这一部史诗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中国（Cina）……我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中外学者，比较同意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字来自中国的‘秦’字，但是，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间要早一些，总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293杨鹏《诬蔑与辩证：“支那”称谓之源流考论》一文认为季羡林主张“Cina”为丝说，似误。

韩振华《支那名称起源考释》力驳伯氏之论，认为Cina在唐时为Ci-na，不作Cin-na，而“秦”为N收声的阳声，又对伯氏所举证据作一一辩驳：（一）大秦为译音，并非译意，不能据此认为中国自称为秦。（二）《大方广大庄严经》有3世纪月氏竺法护译本《普耀经》，其中有“秦书”、“大秦书”之称，而唐时天竺地婆诃罗重译此经时改为“支那书”、“叶半尼书”，可见前者之译已不见重于唐世。而大秦一名始见于《魏略》，不能以后见国名附会于佛陀在世时的国名，所以竺法护译支那为秦实有未是。（三）匈奴人及日本人称中国人为秦人不能超过秦始皇以前百年，与《政论》Cina之名无关。（四）对于《穆天子传》之穆天子即秦穆公之说，世人也多表怀疑，因此不能引用秦穆公西征事以作秦国国名远播西方之凭据。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亦反对秦说，他认为，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政事论》以及古波斯弗尔瓦丁神赞美诗和《旧约·以赛亚书》中有关“支那”的记载皆早于统一的秦王朝。先秦背景下的秦国，除了后来的百年内外，并没有显著的文治武功，从而也没能对四邻发挥长久影响，加之月氏、匈奴的遮阻，那种认为因秦之影响远传域外而产生“支那”名号的意见，只是揣测之词。匈奴称“秦”和印度称“支那”各有根源，不能混为一谈。汶江、林剑鸣和陈得芝皆著文反对苏仲湘，申张秦说。李志敏《支那名号原音证》亦反对秦说，他认为，秦说论者提出月氏、匈奴、丝货商人传报秦国之名于印度，但月氏和匈奴进入西域的时代较梵文典籍记述丝绸运销印度的时代迟了大约一个半世纪，而且截止现在还找不到月氏匈奴传报秦名的文字记载和其他较为可靠的线索。公元前4世纪之《政事论》虽有Cina一词，但其是以复合词的形式出现，Cina是丝之名物词，而不指中国专名支那。佛经所载“震旦”应指雪山（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与“秦”无关，《大唐西域记》等典籍之“至那”为新疆喀什噶尔一带。李志敏于《“支那”名号起源时代考——再谈古疏勒支那地名》一文又特别重申早在公元前2世纪古中国之外即已存在“支那”地名，支那原为雪山以北包括于阗、蒲犁和古疏勒一带诸种之名，普林尼《自然史》之“赛里斯”与梅拉所述之“赛里斯”以及阿奴比由斯《驳异教者论》之“赛里斯”当同指中亚前部一带，并不等同与中国的“赛里斯”，“赛里斯”之为中国名号，不会早于公元4-5世纪。此外，李志敏还撰文《“支那”名号涵义及指谓问题》，进一步证明“支那”（秦）地名广泛分布于自中国至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主干线及支线上，是许多地方的泛指称名。从中国中原直至非洲埃塞俄比亚皆有“赛里斯”之名，此与“支那”（秦）属于同名之异呼，从而可知梵文“支那”（秦）与“赛里斯国”的“丝绸之国”涵义相同。李氏三文所论，旨在澄清“支那”名号起源、原始涵义及指谓诸问题，批驳秦说，为自己所主之“丝说”申说论证。此外，朱文通《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视角：“支那”词义的演变轨迹》亦反对秦说。

其三，支那为瓷器。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谓：“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日支那，支那者，瓷器之谓也。”

三、鲍梯之后的诸多异说

自鲍梯重申卫匡国秦说，伯希和极力倡之，后世有关“Cina”语源的研究皆紧紧围绕秦说展开或赞成或反对的争论。赞成者努力寻求新的证据支持秦说，已见前述。反对者亦力辟蹊径，另立新说，现陈述如下：

其一，Cina为越南“日南”之对音。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认为西汉时，中国与外国海上交通，悉经日南郡（Jih-nan），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之使者，由日南登岸而至长安，可见日南为繁盛之港。故支那为日南之原音。英国玉尔赞成此说。英国贾儿斯反对此说。法国拉克伯里亦反对其说，所据理由如下：（一）汉时日南郡不在今越南东京，而远在其南。（二）古代日南二字之读音，当如尼脱南姆（Nit-nam），不应拼作Jih-nan。今越南人读日南为诺南姆（Nhut-ham），广东人读如押南姆（Yat-nam），故日南之说，毫无根据。方汉文亦反驳此说，方氏认为日南为罗马人来华通道，罗马皇帝遣使来华之举之前当已知道中国。且日南地方甚小，不可能成为丝绸产地代表。

其二，Cina为滇国之转音。法国拉克伯里（Lacouperie）认为，公元前中国与西、南两方诸国之贸易，皆为古滇国独揽。张骞言天竺国商人至中国贩运蜀物往大夏交易，印度至四川，必经云南滇国。又滇国海上交通，当由红河而至交5止国，交5止即托雷美（Ptolemy）《地理书》之喀第喀拉港。西方诸国盛传之Chin、Sin、Sinae、Thinae，皆由滇国转音而来。英国贾儿斯谓拉氏之说为臆想之辞，毫无根据。张星娘亦认为拉氏之说，与中国史书所载滇国，全不合也。

其三，支那为梵文边地之意。烈维（SilvainLevi）认为古代印度之支那实指雪山以北的地域，而非指中国。1904年发行的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认为：“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相率称日支那。案支那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冯承钧《西域地名》“Cina”条谓：“支那，一作脂那，一作至那，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

其四，Cina原字为“羌”。杨宪益《释支那》批驳伯希和秦说主张，认为古代中国西部高原的种族通称为羌，后分为秦、荆、滇三大国，伯希和所举《大宛列传》之秦人当为西域羌种，秦、羌本一字，故汉代或称羌人为秦人。故古代印度之“支那”原字为“羌”，与秦朝无关。又脱烈美《地志》里的Seres与Sinae当为蜀国与滇国。

其五，丝国说。何建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认为：“中国为世界之古国，又系大国，故其国名，早已传闻于西域诸国间……汉与身毒及安息间之交通，自不待言，即如远西之犛轩（大秦）亦已启其端矣。于是似指中国北部之地名Serica，及似指华北首都——或即长安——之地名sera（Metropolis）等，乃发现于希腊与罗马之著录。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认为，印度懦胝里耶（Kautiliya）《治国安邦术》载有“Cinapatta”，“Cinapat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Cina，就是‘脂那’、‘支那’；另一个是patta，意思是‘带’、‘条’。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这个字本身已经把丝的产地告诉我们了。”季先生认为Cina有丝之意，但似乎并没有说Cina即为丝国之转音。赵永复《丝绸之路一汉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认为，古代西方称中国为“赛里斯”，它从希腊文“赛尔”而来。“赛尔”即蚕丝，因蚕丝出于中国，故把中国称为赛里斯。李志敏《支那名号原音证》认为，梵文Cina原音为汉语“丝”字，人们误译为“中国”。英语Silk、意大利语Serica、俄语Solk、新波斯语Sarah及阿拉伯语Sarak等语词（丝）之语源皆出自梵文Cina。古罗马学者托勒玫（Ptolemaeus）之《地理指南》有“赛里国（Serice）记”和“秦尼国（Sinae）记”，此当为梵文Cina之音译。古希腊人谓蚕日Ser，谓中国EISerice（赛里斯），意为“丝国”，由此反证Cina（支那）原来涵义亦当为“丝国”。李志敏于《“支那”名号涵义及指谓问题》一文再次重申上述观点，此外，李氏还认为，上古汉语对丝绸另有“缯”称，缯上古音为蒸韵从纽，此为另一些外语中通名“丝绸”的呼名，后来则为专名“秦”或“秦尼”之渊源引。韩振华《支那名称起源考释》认为，古今国名，多用其地特产之名以称之。甲骨文即见“丝”字，中国最早以产丝著称于世，故诸如公元前400年前之希腊文《克特西亚》（Ctesias）述及“Seres”等文献记载，意当为“丝”国。丝之古音日si或Ci，传至中亚，因鞑靼语转译，丝之单数变为Sir或Cir，复数变为Sin或Cin，嗣后辗转传至印度，另加“a”为收声，遂成Sina或Cina。方汉文《关于“支那”名称的来源》认为中国古代称名“支那”即为古希腊人所说的“赛里斯”，但由于中国与希腊之间没有直接商贸关系，从“赛里斯”到“支那”，经过叙利亚语、东伊朗语、梵语等古代语言转译的影响，转译不同，即形成对中国指称的不同读音。但所有名称皆起源于中国的“丝”，语辞意义当为“丝国”。其证据有四：（一）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传到印度，随后到中东与希腊罗马，随之出现中国称名，此在秦建国之前。（二）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论》都远在秦国或秦朝之前，且《摩诃婆罗多》同时还提及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基拉塔斯（Kiratas）民族，古代印度人最早是通过东方路线接触中国，所以支那称名不会从西方传人印度。（三）根据公元2世纪罗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希腊志》及《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的记载，希腊文献中“Seres”（赛里斯），意为中国人，其起于蚕与丝的本意。（四）古希伯来文所记《圣经·旧约》之《以赛亚篇》有“Sininm”（支那），《以赛亚》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早于中国秦朝的建立，亦可证明支那不可能为秦之重要证据。Sininm其第一个音节“赛”同希腊文，第二个音节“那”同梵文，希伯来文所记可能为梵文向希腊文的过渡。中国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叙利亚文“Zhinastan”（支那斯坦），基本同于希腊文拉丁文之读音。故最早中国称名来自梵文（Cina）和希伯来文（sininm），皆以“丝”之发音称呼中国，这两种语言转译到希腊文与拉丁文，形成赛里斯（Seres）之名。叙利亚文受波斯文影响，古波斯人用伊朗语，伊朗语没有送气浊辅音，发生s-zh音转，此为“zhin”、“chin”读音来源，后人附会为秦国之“秦”。

其六，支那本音为“荆”。丁山《论支那即荆蛮对音》认为，蜀印交通，后于楚印，且荆楚未尝不产丝，楚在宗周及春秋初期文献中多称为荆，或日蛮荆，或日荆蛮，均因缘其所居荆山为名也。荆，今音Kiang，似与Tieg（支）音甚远。然谐（支声）之字，若伎、妓、技、蚊等今则多有g‘ieg音。g‘与Ki声类极近；是以支那之“支”，自得谓即“荆”之音转。荆蛮之蛮，今音Man，似与nan声甚远，但在古代语言上m、n二纽，亦常互转，则印度人所谓支那（Cina），即荆蛮（Kiang-man）之对音。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认为，荆自殷商早期至为秦所灭，历史绵长，国势隆盛，威名彪炳，地广人众，民族繁多，此外，荆农商阜盛，技术发达，政治、经济、文化皆有巨大成就，凡此种种，皆不是秦国所能颉颃，故域外广泛传闻之“支那”，与秦并无关系，而是因荆而生。从中国南部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当早于北方丝路，早期域外大国有关中国的知识，大体皆是印度再传。《罗摩衍那》所载“支那”和“外支那”，按其本意即是以南部中国为对象的“荆”和“外荆”。托勒米《地理》所记赛里亚国和西纳国（秦尼）皆是印度传出后的派生孳长。此外，“荆”为颚音，“秦”为齿音，“荆”音更接近“支那”本音。苏文一出，汶江旋即撰文《“支那”一词起源质疑》反驳，汶江着眼于苏文所列文献和史实进行一一驳斥。汶江认为《罗摩衍那》之“支那”在兴都库什山以北，说明当时印度人是通过大月氏人、大夏人、塞人等西域民族而知道中国，苏文所提其他印度古籍《摩诃婆罗多》和《政事论》皆不能支持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中印已有直接交通的论据。此外，甲骨文有“楚”无“荆”，晚出之“荆”为轻蔑称呼，楚人从不自称为荆，如因尊重楚国威望，理当称楚，断不会以“荆”称之。汶江认为四川与印度间交通上限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统治下的四川商人带到印度去的中国名号，只能是“秦”。林剑鸣《“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亦力驳苏文“荆是通用名号，楚是别名”之说，认为楚才是正式称谓，荆乃别名。陈得芝《从“支那”名称来源诸“新说”谈起——关于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问题》着眼于“支那”语音亦著文力驳苏氏之说，“荆”，《广韵》为见母庚韵开口三等字，读kieη，古音和今音不同，梵文ca辅音和Ka辅音发音部位和方法不同，故梵文Cina不可能和“荆”字古音相对。而“秦”字，《广韵》为从母真韵开口三等字，读dzien，与梵文Cina正成对音。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先申说Cina初应对晋后，又说南方民族如毛南语称汉人为cin、黔东苗语之Cen，则c与见母对应，Cina又可能指“荆”。

其七，Cina本源于成都。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首先对伯希和、张星烺和饶宗颐等主张“秦说”的证据作了一一辩驳。段渝认为，懦胝里耶《政事论》当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故伯希和把公元前222年建立的秦朝当作公元前4世纪已见于印度的支那之本源，不能成立，此外，伯氏所举《汉书》《史记》，有关西域“秦人”的史料皆不可靠。张星烺所主“秦国说”出于逻辑演绎，不足置信，饶宗颐“支那为秦之蜀地说”所举秦灭蜀得蜀丝而有秦丝之称，秦丝西传印度被称为“Cinapatta”与《政事论》年代不符，“Cina”不为秦之蜀地。段渝认为，苏仲湘“巴蜀是荆的外府”并无事实根据，“庄蹁王滇”亦只是《史记》笔误，楚、印交通亦晚于蜀、印，故“支那为荆说”不能成立。大量史实证明，至少在公元前13、14世纪之商代中晚期，蜀人便通过牦牛道和五尺道经南中进入缅印，与印度进行商业贸易交流，延至支那名称初见于印度载籍之时，其间之交往关系已存在千年之久。印度最早认识的中国即应为蜀，Cinapatta为成都丝，Cina即为成（都）之对音。按南方语音特征，“成”先秦音为齿音、前鼻音，归真部从纽，其读音与“秦”相若。据劳费尔所举各种有关支那语例，可证诸种语言里支那一词之相对字皆从梵语Cina转生而去，亦可证明丝绸从蜀播至印度再至中亚、西亚及地中海的历史事实。

其八，支那为齐。温翠芳《“支那”为“齐”考述》以《尚书·禹贡》所记兖州、青州、徐州产丝为证，认为上古时代，山东地区当为主要产丝地。自姜太公封齐到春秋战国，齐地蚕桑丝织皆隆盛。此外，考古实物证明早期中印间通过海上贸易而往来，齐地有着发达的海上交通，中国典籍所载齐、燕之人渡海寻求不死仙药之来源为印度《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与印度发生商业、文化联系的正是滨海的齐国。“齐”字古音为Ci，

“南”字古音为na，“Cina”原音当为“齐南”，即为兖州、徐州在内的齐国南部产丝重地。

其九，Cina古译出自“周”或“姬”。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考察了早期印度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沈氏认为，《山海经·大荒西经》成书年代与公元前5世纪佛陀时代相当，这个时代就有云南一带移民和商人将中国称号传至印度，此时为周朝，而不是秦穆公时代。卫匡国等耶稣会士由后起的拉丁文读音秦尼（Sinae，Thinae）附会中古波斯语和印度梵语之中国称呼，导致“秦”或“秦尼”误说，对照周代以来汉族在新疆的发展历史，Cina之古译出自“周”或“姬”。不但如此，公元前5世纪费尔瓦丁神颂辞之Cini及古波斯文之Cinistan，玄奘译为“支那”，应译“支尼”，为移居新疆和阗、叶尔羌、塔什库尔干等地周室后裔，即“周”国或“姬”国之对音。

其十，苗语说。石宗仁《中国名称“支那”之谜与苗族——世界著名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中国苗族古歌）传递的信息》一文，基于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成果，置产生“支那”一词之历史时地于先楚之三苗、楚之荆蛮以及后来聚居五溪流域之苗族，结合中国长江流域古代稻作文化遗存与荆楚母语文化，举出23例苗语地名，认为吉（纪、己、棋、荆）在苗语冠词系列地名里，没有具体含义，只与其后的中心词素组合，方构成“或宽”、“或大”、“或好”、“或平坦”、“或重要”之含义，“支那”（实为吉那、纪南、子腊）与“荆楚”（吉楚）不是汉语名称，而是中国最早经印度传播于亚欧大陆的三苗、荆蛮的母语——苗语之地域名称。“支那”其苗语含义是“好水田的地方”，“荆楚”其苗语含义是“宽广的田野”，稻作文明是这些语词的中心内涵。石宗仁《荆楚与支那》一书亦重申此观点k66）。此外，黄中模主编《中国三峡文化史》、田夫《探索“支那”神秘语义的通道》引亦赞同此说。

其十一，Cina为古傣语“铜钱城”的梵语音译。徐作生《“支那”源于古傣语考——从蜀身毒道诸种因素论梵语Cina的由来》以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的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为背景，通过亲身勘访滇西4000多公里古道，从民族、文物、语言、风俗、地理及交通等多重角度，对“支那”词源进行破译。徐氏认为傣族是蜀身毒道上最早的文化传播者，位于缅甸北部密支那（myitkyi：na，《新唐书》谓丽水城）之东100公里处小城支那（kyi：na，铜钱城），是百越乘象国时期连接滇、缅、印商道的中外贸易中转站，这座小城逐渐成为华夏九州之代称，即为梵语Cina之语源。因地震、泥石流等灾害，其城已被历史湮没，其遗址在云南省盈江县盏西区。

其十二，CinaN长安音译。王平文《“支那”一词的来源及其演变过程》认为，西方国家一般用一国之首都来象征表示这个国家，用唐都长安代表中国，用音而不用意。王平文《从语音学、音韵学角度再说“支那”的源流》进一步认为，支那产生于公元9世纪唐朝前期，“长”有Chang和Zhang两种读音，读成支那的是根据沿海地区的吴音，读China的是根据首都的发音。

其十三，Cina初应对晋。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Cina初应对晋》认为，秦之建国远晚于晋，且历年过于短暂，秦之先人对胡狄的影响不逮三晋。秦之古音zin>dzin，古代汉语为浊音，直至近代汉语方始变清音，缅文Cin’或Cina’、梵文Cina、希腊Thinae、拉丁Sinae、英法Chin-等外语大都不缺浊母，但对译“秦”字，全都作清音而无一作浊音。古印度语文献早于秦代就称中国为Cina，汉译佛经译之为“脂那、支那、至那”，又或称Cinisthana，汉译“震旦、振旦、真丹”，其词根Cin都回译为章母字“震振真”或“脂支至”等，明显皆为清音。最初印度及西方人，皆通过中亚从北方草原的胡人处得知中国，草原民族南下最初所遇应为周成王时分封之晋（’Sin>tsin）。

四、梵文Cina之语源当为成都

人类对发明创造的热衷和推崇自古而然，丝绸为中国极为古老的发明，中国的丝绸传播域外，域外以此伟大发明代称中国，这当为早期人类之通例。人类生存法则决定，人们往往向往能给自己生活带来改变的发明，丝绸改变了人类的服饰风尚，爱屋及乌，人们对丝绸原产地名自然亦会推崇而神往。以此而论，以丝绸为着眼点考察“Cina”之语源者（见前其五、其六、其七、其八）似最符合早期人类经济文化交流之面貌。在“丝说”背景下，学者们联系先秦主要产丝地，又提出支那为“荆”说、“成都”说、“齐”说。综合蚕桑养殖起源、丝织产业及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文献和考古实物观之，“成都”一说似最为合理。

稽之文献与考古，蜀印交通至少在公元前13、14世纪商代中晚期，即有频繁交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一文之述备矣，且段渝还举出“Cina”为“成都”之对音也有语言学上的证据。段渝从交通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对Cina语源已有充分论证，烦请读者检索，兹不再重复。

目前，多数学者大体认同梵文“Cina”之词根“Ci”当与“丝”为同源，季羡林还主张“Cina”即为产丝之地。Cina既与产丝之地有关，那么，这个盛产丝绸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段渝所论，如果我们能证明古蜀蚕桑业起源甚早，且蜀丝在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政事论》成书时代即已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印度，那么，“成都”一说将有更为充实的立论依据。

《文选·蜀都赋》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日：“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任乃强《蚕丛考》日：“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蜗娟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语音作丛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说文》谓“蜀，葵中蚕也。”又据任氏此文考证，“蜀”之为字，系古人专为原蚕（野蚕）制造，盖即原蚕之本称，后世人工改良蚕种，则新造“蚕”字以相区别。野蚕性不群聚，故“蜀”亦引申为“独”（獨），以此揆之，早在开明氏前甚古时代，蚕丛氏即已创始发明了蚕桑技术，改良独居之野蚕，使之丛聚而生，故日“蚕丛氏”。蚕丛氏所居之地岷江河谷地带，至今犹多野蚕，此其证也。前蜀冯鑑《续事始·蜀蚕市》条引《仙传拾遗》曰：“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每年春置蚕市也。”冯鑑所言甚是，古蜀之先民追根溯祖，认发明了家蚕养殖的蚕丛氏为氏族部落之先。也即是，蚕丛氏为古蜀文化始祖，这个氏族即是靠饲养家蚕而闻名于世的。蚕丛部落沿岷江一路南移，鱼凫田湔山，杜宇治郫邑，“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据《华阳国志》所载，开明王二世卢帝开疆拓土，征伐激烈，成为一方霸主。约公元前400年前后，开明九世移都成都，中原正为战国时期，与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论》所记“Cina”时代也正契合，两相印证，若合符节。

大凉山地区有一支“布良米”藏族，意为吃蚕虫的人，吃蛹之外，他们亦抽丝织绸。甘洛藏族有称“耳苏”者，同样以吃蛹为主，另外亦打线织绸，此一地区之藏族与蚕丛氏皆为氐羌别支，此当为蚕丛氏部落之遗风。

养蚕为古蜀人所创，于《史记·五帝本纪》亦有印证：“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783《路史》卷十四《后纪五》曰：“黄帝……元妃西陵氏日像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此西陵当指陇西岷山一带，正与蚕丛氏所居之地吻合，桑蚕发源于岷江流域于史有征。此外，蜀地大量有关蚕桑的神话传说也能为此提供佐证。《蜀图经》记有蜀女化蚕为蚕之始，是为蚕女马头娘，蜀地至今仍有奉祀。蜀地蚕农至今犹祀青衣神，此神即为教民养蚕之蚕丛氏。

三星堆出土文物有金虎形饰，其虎身为弯曲的蚕体，兼具虎与蚕之特征。还有一件青铜龙虎尊，其虎首也兼具虎与蚕的特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所展现的华丽衣裳，也足以说明商代蜀地丝绸业的发达。1965年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一件带采桑纹饰的战国铜壶，画面桑株排列有序，15名采桑女分工协作，已是采桑养蚕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所主张印度懦胝里耶（Kautiliya）《治国安邦术》（又译《政事论》）之“Cinapatta”，为Cina（“脂那”、“支那”）与patta（“带”、“条”）之合词，两个字合起来意思为“中国的成捆的丝”的结论恐怕应为“成都成捆的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