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美术馆首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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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画家、理论家、策展人。曾为广东美术馆馆长，任职馆长十年间，开创并推广了广州三年展、摄影双年展等大型活动，一次次地让广东美术馆成为海内外艺术界的焦点。以致有评价认为，是王璜生改写了广东当代艺术的轨迹。
2009年，王璜生以53岁的年纪赴京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并在中央美术学院执教。究竟他有着怎样的考量与计划?是在一个学府内的美术馆内再创事业第二春，让自己馆长的身份发挥到极致?还是期待能着能有更多的时间潜心创作，以维护，巩固自己身为艺术家的声誉?
当代艺术：我们曾经说广州好像文化的沙漠一样，可您在广东美术馆这么多年的工作，竟把它打造成了能和北京、上海美术馆相媲美的地方。这个时候您到一个学院内的美术馆来，是否是将其视为了一个类似于隐退的地方?
王璜生：我在广东这么多年也是兢兢业业地做过来的，我自己觉得广东和北京、上海有很多相同相近的地方，但从文化的历史和社会基础等方面来讲，其实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而从我个人的性格特质来讲，还是有某种学院情结的。我觉得在一个社会上做得轰轰烈烈之后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还有一定的空间去做另外一类事情的。所以不是所谓的回归、退隐，而是说有另外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做。
选择中央美院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某些方面的文化品质比较高的，人文气息也比较浓。而我能否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可能性在这样的平台上发挥出来，把央美美术馆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当代艺术：关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它与广东美术馆有什么区别呢?您会不会让央美美术馆变得更加开放呢?
王璜生：区别在于广东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的美术馆，而中央美院美术馆是一个学院系统的美术馆，学院系统的美术馆偏重于同教学之间的关系，也会在学术性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公共的美术馆则相对较为独立，更多的是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做一些工作。当然，学院的美术馆也具有开放的公共服务职能，学院的领导都很支持，我们很快就会将美术馆的大门面向街区开放，也已经开始和周边的社区互动起来。中央美院周边有像798这样一系列的艺术区，而美院自身的教师与艺术家的结构也非常丰富，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成为与798这样一类的艺术区有区别又能互动的一个艺术机构和活动空间。
我们将马上创办一本叫做《大学与美术馆》的刊物，还会配套建立一个论坛，探讨大学及美术馆的文化精神。其实国际上有很多很重要的大学内部美术馆、博物馆，都发挥了非常多的不亚于一些社会美术馆的作用，我们希望去探讨这样的问题，介绍有关的经验。
当代艺术：对外出租场地对于很多的美术馆来讲，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大家甚至把档期排得很满，不停地出租场地，争取一些费用，支撑其它的开销。您们在对外出租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考虑呢?
王璜生：我觉得一个美术馆应该有它的学术性的建设。学术性的建设，包括各个展览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纳入美术馆主体的学术构想里的。既然是主体性的学术构想，就不应该太多地被一种外在的经济所左右。经济上的支持，我认为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来解决甚至是更商业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目前也在探讨建立基金，来发展工作和运作工作。
当代艺术：听您的同事或者是朋友说过，您在工作中是一个具有高度灵活性，懂得变通的人，他们对您的评价，您觉得是正确的吗?
王璜生：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在广东美术馆的经历就是这样的。
当代艺术：人都说五十知天命，到退休前，您希望能做到哪些?王璜生：说真的，我没有太多的期待，包括在广东馆的时候。只是会觉得这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事，那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事，或者说天一亮醒过来，忽然发现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就去做，我现在还是这样的心态。对中央美院美术馆的期待就是一步步地往前推进，能做到什么算什么，当然我是充满信心的。
当代艺术：您是一个艺术家，画家，也写文章，但现在社会上您最强势的身份就是馆长，您怎样看待外界对您在艺术创作上的期待?
王璜生：我直认为北京的创作气氛特别有意思，尤其是一些跟当代艺术相关的实验。我觉得到北京之后我会有一些新的尝试，有一个角度上的变化，这也是我的一个期待。
王璜生：我觉得一个成功的美术馆首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品格，或者能提出什么学术问题来，就像纽约MOMA。他们曾经在整个美术馆结构性的改变方面走先了一步，非常开放，体现了现代性。后来的他们，像抽象表现主义的推出，对波普艺术的关注等等，都使得美国的艺术被世界一步步地认识。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美术馆就该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标志性的东西，包括理念，包括精神，也包括艺术史的建设。在本土艺术的推出上，或者在一些艺术观念的建构上体现它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