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纯净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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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大器的人除了自身的花红叶茂之外，常需要贵人相助。一个人的花红叶茂是让贵人产生提携冲动的前提，而贵人所处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位置又可以成为梦想扬帆远航的人最强劲的东风。

华罗庚从一个初中生成长为数学大师，主要贵人有两个：一是当时的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一是当时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两者相较，叶企孙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或许更大。

事情的缘由与熊庆来的一次偶然阅读有关。1931年初春，熊庆来去算学系图书馆。那时学校刚放完寒假，新的报刊还没到，熊庆来随时拾起一份1930年12月号的《科学》杂志，一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论文深深吸引了他，该文论述如层层剥笋条理极为清晰，逻辑严密，熊庆来不禁发出赞叹声。作者叫华罗庚，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熊庆来跟在图书馆一起读书看报的同事胡乱猜测这个人的身份和专业背景，此时系里的助教唐培经来了，告诉他们：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他家乡金坛县中学的庶务员。庶务员即勤杂工，这会大家不出声了，只有熊庆来希望唐培经牵个线，把华罗庚叫到清华大学让大家看看。唐培经口头答应了，但没有真正将这件事放在心上。江苏到北京路途遥远，来一趟得花不少钱，而熊庆来不过是一个算学系主任，又是外来人，缺乏将没有名分的华罗庚调来清华的能量。

奇迹总像春天的花一样潜藏在岁月的深处，一个月后，唐培经碰到叶企孙，叶企孙突然叫住了他：“你本人见过华罗庚吗？熊先生让你联系华罗庚，联系上了吗？”唐培经没有直接回答叶企孙的话，而是问他：“您知道华罗庚的事？”“是的，熊先生已给我讲过这个人。我看了他写的3篇论文，很好。你什么时候把他请来？”唐培经从叶企孙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他对此事的重视，赶忙回答：已给家中弟弟写信委托其与华罗庚联系。只是校方对此事似乎有些争议，我怕中间发生变故，就把此事缓了下来。叶企孙说：“此事要抓紧进行。华罗庚的事已议决过了，回头熊先生会告知你的。华罗庚先安排在你们系里工作，别的事以后再说……”回到系里，熊庆来真的来找唐培经，将华罗庚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如果不是叶先生力挺此事，先前让华罗庚来清华的事怕成一句戏言了。1931年8月，当华罗庚来到清华园，有关他的身份和生理问题（华罗庚是残疾人，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在教授会上引起了一场硝烟弥漫的争论。紧急关头，叶企孙再一次挺身而出，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真正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那么，华罗庚算叶企孙什么人呢？不是同乡，不是同学，不是学生，不是亲戚，两个人什么关系也没有，叶企孙更从未收受过华罗庚的任何礼物，他为什么要这样不屈不挠地帮他？唯一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国正遭受日寇的侵略，灾难深重，作为一个学识渊博而又有着深深救国情结的知识分子，叶企孙明白一个愚民充斥的国家不可能有前途，愿意尽自己的心力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发现、提携人才就是他认为自己能做的工作之一，碰上华罗庚他尽力提携，碰到张罗庚、李罗庚，他同样会这样做。

帮助、提携他人不怀任何私心，不求丝毫私利，仅仅以是否有益于民族、国家作为评判指南，是叶企孙的心灵高度，也是做贵人的一种绚丽至极的境界。

摘自《联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