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不停蹄”的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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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司马十一的第一印象是他开朗外向。交谈中发现，以司马十一的人生经历写厚厚一本书也绰绰有余。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长大，在香港很有名的英国中学念书，英文很好；在广州暨南大学念新闻系，对中国社会状态了解很多；几年新闻工作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年国际关系专业获得第一个硕士学位；回港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澳大利亚念第二个硕士学位。现在的他体型微胖，职业不是摄影，而是金融精英。就这样一个摄影师，曾业余在港报做“人间定格”的专栏作家，背着4×5的相机，以摄影师的身份去采访、拍摄香港摄影师。他用过的相机无数，拍摄的题材很广。他同时做15个个人拍摄项目，愿望是拍摄采访100位香港摄影师和修改相机的老师傅，将他们写成一本书。

摄影先读万卷书

就摄影，司马很强调两点：摄影和学习背景很有关；摄影跟社会经验很有关。他解释说：“如果学习不多学识不高，与学识多的相比，出来拍片的思维高度不一样，看问题的深度也不一样；另外，经验越多拍的东西越不一样。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拍不出‘小清生’（文艺青年派），我说我起码是个愤青，怎么拍得出这个！摄影背后的意义有很多：社会的意义、人民的意义、政治的意义。我总是说，不要从一张照片看一个人，要从一个系列或几个系列看，看到这个人拍摄背后的状态，了解他在想什么。”

司马十一的学习过程是传奇的。他是广州暨南大学第一届新闻系学生，但在赴粤之前，他已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一年级学生。那时候司马和许多同学喜欢到内地去做背包客，大一暑假在广州看到招考，便在无意中参加了暨南大学的考试考了3天。在这件事情即将淡出记忆之时，暑假末就有消息说他被招考到了。“那时候香港中文大学一年四万块学费，而港澳交流生免学费，和妈妈商量后就到广州上学了。现在想来，我对内地的了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大学四年给我的不是书本上的东西。我认识很多人，了解很多与香港不同的思维状态。”司马总结说。

从大陆回来后，司马又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念国际关系的硕士学位。“我在日本的三年中曾为一名摄影师做助手。那时候我学了很多技术上的东西。日本对摄影的技术要求很高。拍一个人甚至可以打13至15盏灯。”回港工作一段时间后，司马又马不停蹄地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念第二个硕士学位。

现在的司马除了是金融精英还是摄影师。他的照片很含蓄，不会有很多直接的批判和宣言。他觉得内容应留给观众去想，把衣服了不好看。司马最新拍摄的一组《捆绑》，很多人以为他在拍SM（虐恋）。但司马摇头否定：“我拍摄的是捆绑，我要让大家想，捆绑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什么？然后想一想你身边有哪些需要思考的？照片拍出来大家理解，我不是太外露的人，你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拍人先沟通

“我喜欢拍人。在我看来，人像摄影是一种斗争。如果摄影师的风格太强，被拍摄的人物就没性格；而如果被拍人物的性格太强，就没有了摄影师的风格。所以我将它看作是一种斗争。这里面最好的状态是摄影师略赢一点点。我的做法是通过几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的交谈，再拍摄，拍的时候要能抓到我眼中此人的特点，尽管有时这些特点与被摄者平时对自己的认同有出入，但这就是我的风格。” 司马十一说。“很多人叫我老师，我不是老师，我是朋友。以朋友的态度拍大家都会比较舒服。”

司马的相机对准的都是香港普通人，而这些普通人都是从素不相识开始的。采访后，与司马一起走在香港街头，笔者就见识到了司马十一的沟通能力。路口一个年轻男子得意地跨在一辆擦得锃亮的黑色哈雷上，引擎声轰鸣震耳。一回头，司马十一已经在和他攀谈，整个交谈愉快地持续了2分钟左右，最后男子高兴地拿着司马十一的名片与他握手告别。这过程自然得令人称奇，立刻让笔者想到采访中司马十一的话：“我找到拍摄对象后会先和他聊天，跟他说我拍什么，我想拍什么，希望拍摄出什么样的效果。我从来不付钱找模特。这也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方法，因为我要拍的就是普通的人。”事后，笔者问司马十一成功几率会有多少，他笑着说：“男人与女人的情况不同，但一般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有的一周联系我，有的几周几个月也不一定。可能忽然打来电话说我是那天的谁谁，大家就这样认识了。”

除了拍摄普通的港人，司马十一同样令人称道的还有他拍摄的摄影师群体。新闻专业出身的司马十一在香港某报纸做专栏作家时，每期都采访并拍摄一位香港摄影师，像本期介绍的高志强、蔡旭威等，都是他曾经报道过的对象。采访过后，司马还要拿出大画幅相机很认真地为采访对象拍摄一张肖像照。问到如何与摄影师沟通，司马说：“每次我都要和他们谈上几个小时的。你试过吗？摄影师包括我自己，都不喜欢被别人拍照的，何况我拍摄的都是香港殿堂级的摄影师，要足够信任才会让你拍照。所以，我会清晰地告诉他我要拍摄的东西是什么，用途在哪里。我想，如果我拿个数码单反去拍他，恐怕会被赶出门口吧！哈哈。”司马十一风趣地说。

后纹身先文化

香港的纹身文化发展至今，表达的是当代人性格和一种街头文化。要了解纹身要从它的起源开始，纹身其实是古代人用来区别战斗时战士身份的方法。后来发展成美军战场上用来收集残肢的标记。后纹身发展成为pop culture（流行文化）和street culture（街头文化），以表达人对社会的不满。香港是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有西方的文化，也有许多亚洲的元素。香港的纹身来源也有很多渠道。20世纪70年代美国水兵到香港和80年代流行的日本文化都对香港纹身的发展起到促进。为了拍摄港人的纹身题材，司马不仅读了很多关于刺青的书，了解其中文化，还特地跑去见了许多的纹身师傅。有男有女，也有老外。“现在都是混合文化了，主要都是年轻人表达做反叛，并没有什么黑社会。这些人有的可能是艺术家，有的是乐队。我希望十年后再拍他们。故事会更丰富！”司马说。

拍纹身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每个人的纹身有自己的故事。大部分的纹身师傅都不肯帮顾客纹对方的男女朋友的名字在身上。两年前的纹身还不能洗，只能改，纹的面积便越来越大。司马就见过一个朋友，前后改过5次纹身。

很多人纹身后都想向人表现，表现他们的情绪。但也有很多人敢纹，却不敢给人家看。司马发现其实许多办公室白领都有纹身，但都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耳后、脚踝等。也因此，司马拍摄的纹身很多都不露脸，另外就是从身边的朋友入手找起，最后司马拍摄的许多陌生人最后也变成了朋友。“有纹身吗？”“有。”“哪里？看看。”就这样便开始了交谈。“纹身的人一般会上瘾，我见过一个香港歌手有14个纹身。我只选择了他最小的那个拍摄，在手指上，他说这是纪念他外婆的。”司马说，“我还有一个朋友纹了一个死神在背后。理论上要纹三次，但纹了第一次，刚有个初稿，那个纹身师傅就跳楼死了，没有完成，也完成不了了。每个都有故事。”

先内容后器材

司马十一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年轻男女，司马看待年轻男女的视角并非要探讨或表现人们的婚恋观，而是挖掘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家庭：“我希望人与人之间除了一个人外，还能有一家人。一家人的概念从哪里开始？从两个人开始。我也正在准备拍摄男女同性恋。我已经找到了年轻的，一直在谈，但我还想找年老的。这虽然很难，但是越困难我越愿意拍。不然拍什么？我享受摄影过程不在于摄影带来什么，而是前期中我的精神收获。我不靠照片吃饭，摄影对我来说就是情感的出口。我把白天积累下来的情绪通过摄影排出去。”

司马用过的相机从LOMO到135胶卷、到120、到数码，再到4×5、8×10的大画幅，还有宝丽来。但司马最钟爱的还是大画幅：“如果是创作，还是会用大画幅。至少4×5。现在我还用8×10的照相机去拍摄宝丽来胶片，而且用的是2003年有效限期的胶片，已过期8年，药水不全，能产生出特别的效果。但其实用什么相机都是一种工具，拍什么，怎么拍才是最重要的。”

司马对自己的总结是：“我个人从媒体出来，现在身处商业社会，每天干最铜臭的事情，摄影时又抽离开来。恰恰因为我不是吃摄影这口饭的，我对摄影的追求和热情、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难被超越的。”诚然，司马的摄影不是职业，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