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3封求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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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女儿，迫在眉睫

“亲爱的妈妈，您好，爸爸跟后妈去外地了，丢下我和奶奶在一起生活。奶奶岁数大了，也照顾不了我，我在这个家里得不到任何温暖。我经常睡到半夜就会醒来，然后一个人偷偷哭。我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我想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对我最好，给我母爱和关怀。”

“亲爱的妈妈，我没有心思学习，奶奶经常莫名其妙骂我打我，一日三餐也没能让我吃饱，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我经常感觉被饿过了头，胃都坏了，营养跟不上，人长不高，学习成绩也很糟。我很怕回这个家，但又感到很无奈，在这个家里，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对的，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言。我经常半夜哭，想妈妈，只有妈妈对我最好，能给我温暖和希望。”

这是女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接连写给徐之澜的两封信。徐之澜后来说，她当时读着信泪就流出来了，女儿一定受了很多的苦，才写出这样的信。那两封信她看了好几遍，每看一遍就哭一次。

5年前，徐之澜和前夫柳宗军离婚。由于老家在外地，离婚后居无定所，加上没有经济来源，徐之澜只能放弃女儿朵朵的抚养权。

离婚后，徐之澜搬出那个生活了5年的家，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想女儿的时候，她就跑到朵朵的学校门口，看看女儿、说上几句话，或者给女儿买些小零食。

那时候，徐之澜生活得很艰难，没有钱给女儿买其他东西。朵朵也懂事，从不张嘴跟妈妈要任何东西，只要妈妈来看自己，她就很高兴。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朵朵一天天长大，转眼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后来，柳宗军再婚；再后来，他和再婚妻子去外地打工，朵朵只能跟着奶奶、叔叔和叔叔的女儿一起生活。谁知道奶奶对她并不好。

徐之澜满是心疼，犹豫着要不要把女儿接回自己身边？正当她犹豫的时候，朵朵的又一封信，彻底坚定了她的想法。

“亲爱的妈妈，虽然这段时间没给您写信，但我心里一直都念叨着您，是您让我觉得活得有意义。爸爸和后妈出去后没有回来看过我一次，他把我扔在这里。奶奶他们不把我当人看，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我，他们脸上都是凶巴巴的。在家里过日子都是提心吊胆，生怕又被打骂，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上课注意力也没有办法集中，老是分心，我怕回这个家。妈妈，我要跟着您，您带我走吧，不然我就会死掉的。”

这一次，徐之澜突然意识到，女儿生活的环境远比自己想象的恶劣。朵朵后来告诉徐之澜，奶奶和叔叔一直都很疼爱叔叔的女儿，却对她不管不问；朵朵“稍不听话”，他们不是打就是骂。

不仅如此，徐之澜还得知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朵朵竟跟离异后单身的叔叔睡在一个屋子里，而奶奶则跟叔叔的女儿睡在一间屋子。这怎么能行？如果朵朵遭到害，后果将不堪设想。徐之澜意识到，让女儿回到自己身边已迫在眉睫。但如何“解救”女儿？她不知道。

全国首份留守儿童保护令

想来想去，徐之澜找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妇联。接待徐之澜的是城厢区妇联的陈丽琴，得知朵朵的情况后，陈丽琴立即前往朵朵所在的居委会了解情况。居委会所掌握的情况与徐之澜所反映的基本相同。

想让朵朵回到徐之澜身边，就需要变更朵朵的抚养权。在城厢区妇联的帮助下，徐之澜到城厢区法院，要求变更女儿抚养权。

城厢区法院的陈静法官在了解情况之后，也表示了对朵朵的担忧。她认为：在抚养权变更之前，应在第一时间保护好朵朵。可怎么保护？却是个问题。

想来想去，陈静想到“保护令”，也就是先发一张针对朵朵的保护令，将她保护起来。但随即问题又来了，保护令发出去之后，有可能起不到作用，因为朵朵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危险”的，如果奶奶和叔叔继续殴打朵朵，旁人是无法得知的，这样的话，保护令等于没起作用。

如何让保护令更好地发挥作用？

当晚，一个紧急的电话从莆田打往西安。电话这端是陈静法官，那端则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学研究所的陈明教授。陈教授当时正在西安办事，但由于情况紧急，陈静把电话“追”到了西安。

陈静向陈教授说出自己想用“保护令”的想法，同时又怕保护令发出后，起不到作用。

两个人在电话里讨论了好久，最终还是决定采用保护令。至于如何让保护令起作用，他们又想到一个人―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协会的张雪梅，陈静决定向张雪梅取取经。

放下陈教授的电话，陈静立刻联系了张雪梅，咨询如何能让朵朵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如何为朵朵寻找一个替代性的家庭环境。

“孩子不是有母亲吗？”张雪梅的一句话如醍醐灌顶。

“对啊，可以先让徐之澜把朵朵带走，再发出保护令，这样不就把朵朵和奶奶、叔叔隔离开了？”陈静在电话这端兴奋地说着。

抚养权变更为母亲

第二天一大早，陈静就与城厢区妇联的陈丽琴取得了联系，提出用保护令保护朵朵。放下电话，陈丽琴与徐之澜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尽快把朵朵带离奶奶家。

那几天，朵朵正参加期末考试，为了不影响女儿的正常考试，徐之澜在两天后等朵朵考完试，才将她带回自己的住处，并于当天，给朵朵奶奶家打电话，告知朵朵的行踪。

2012年1月12日，在城厢区妇联的引导下，徐之澜与朵朵向城厢区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

第二天，城厢区法院迅速发出全国第一份保护留守儿童的人身保护令，禁止奶奶叔叔殴打、威胁、骚扰、辱骂朵朵；保护令起到了隔离的作用，把施暴者和受暴者隔离开来。

当天，保护令就送达到徐之澜以及朵朵的奶奶、叔叔手中，与此同时，法院还协调居委会和派出所，请他们协助执行保护令。

保护令发出后，变更朵朵抚养权的诉讼面临开庭。由于徐之澜文化程度不高，城厢区妇联从北京请了一位公益律师，为徐之澜提供法律援助。庭审之前，朵朵的父亲柳宗军从外地赶了回来。

这期间，陈静法官以及公益律师，多次找到柳宗军，告诉他朵朵所处的现状，以及朵朵想跟徐之澜生活在一起的意愿；同时还向柳宗军及其家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朵朵不管跟谁生活，都是你的女儿。目前，从朵朵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她也许跟着妈妈更适合，毕竟你长期在外地。”陈静法官耐心跟柳宗军沟通。

1月17日，柳宗军和徐之澜达成调解协议，朵朵的抚养权由柳宗军变更为徐之澜。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超出了徐之澜的意料，她因此对妇联和法院深表感谢。

陈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办案过程中她感触最深的就是：无助和无奈。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预防家庭暴力的法律；有的案件如果等到诉讼程序走完，也许不该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让人欣慰的是，朵朵的案子顺利解决，朵朵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保护。这是陈静法官、妇联以及所有为此付出努力的人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