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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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鸦片战争，传统观念，影响

[中图分类号]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69—04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社会很多传统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分水岭，因此学术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也是众彩纷呈，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鸦片战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研究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影响的问题上，也有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过分析，但是从总体来看，已有的部分成果系统性还不够。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国家观、教育观和外交观的变化，分析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作用。让人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到，经过鸦片战争，清朝统治者和当朝有识之士意识到世界不止有中国，认识到了以往的传统观念存在很多局限性，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开始了全新的探索之路。

一、国家观的变化

严格意义上来说，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只有天下观而没有国家观。因为在鸦片战争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以中国为中心来认识他们所想象的世界。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文明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曾经以辐射圈的效果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都助长了一种文化优越感，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华夷观念的形成。因此，在中国长期的思想观念中，认为中国是宇宙天下的中心，华夏为中心，四方为蛮夷。所谓“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从石介的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已经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在这种思想中，华夏民族完全处于一种世界中心民族或强盛民族的权威地位中。因此，在传统观念中，中国即等于华夏，而周边所谓蛮夷之国，必须向处于中心地位的华夏中国进行臣服，这种强烈的优越感使封建统治者总以“天朝上国”而自居。在天朝上国的氛围中，统治者对四方蛮夷根本不屑一顾，认为他们都是未受教化的，当然对他们的一切也都抱着鄙夷的态度。这种观念在鸦片战争爆发时还继续存在。如当时有些官员认为，西方人腿长无力，只能用布缠裹，不能奔跑；他们的眼睛是蓝的，害怕日光，中午是不敢睁眼的。一位周姓的御史说，大黄和茶叶都是西方人不能缺少的东西，数月不吃，就会眼瞎肠塞，西方人就不能活了。所以只要断绝这两种贸易，就能掌握西方人的命脉。不仅如此，连以虎门禁烟闻名于世的林则徐也认为，中国占尽物资上的优势，只要掌握好了尺度，就可以用茶叶、大黄等物品制约西方人。当时被公认为开明之士的内阁中书梁廷楠也认为：“天朝全胜之时，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夷者，古今无是理也”

可见，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大清王朝上至君臣下至百姓都没有认识到此时的封建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他们眼中所不屑一顾的“蛮夷”了，还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而经过鸦片战争的惨败，对国人长期以来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开始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清醒过来，重新定位自己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批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华夏弱、外夷强的现实，认识到原来鄙夷的外夷有着许多的长处，因此开始提出了“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向西方学习的观点。在这样的转变中，“天朝”逐渐向“中国”转变，根据道光年间外交史料编纂情况来看，在道光十年(1830年)至二十年之间，“天朝”一词使用的依然比“中国”一词多，道光二十年后，中国一词使用频率明显增加。这种词语使用的变化也可以表明清朝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万国中之一，说明清朝开始抛弃传统的天下意识，向近代的国家观进行转变，并且这种思想的转变是充斥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诚如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所以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形成。

二、教育观的变化

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其中教育思想也非常丰富。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孔子这样伟大且对世界影响都非常深远的教育家，也有一大批教育的著作。对于统治者来说，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塑造人才、评价人才的标准体系。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继承前代教育思想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前面任何一个朝代。顺治十二年(1655年)谕令中：“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李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缺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由此可以看出，统治者对文教事业是大力提倡的，因此到了乾隆年间，清朝的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超过了前朝。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直至发展到清朝鼎盛时期都有一个特点一直没变，就是致力于伦理化的人才教育方式，所谓“六艺”育人、礼、乐、射、御、书、数，从诗经开始学起，直至从各方面把学生培养成忠君爱国的，具有符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人才。为了配合这种需求，从唐朝开始的科举选官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并且通过在明朝实行的八股文使得这种教育得到了强化。总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不难发现在这种教育模式之下培养出的人才，大多数都会在理论的表达上更擅长一些，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会有大批的文学家、政治家的诞生。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失败，人们渐渐发现空谈文学、政治并不能挽救中国惨败的事实，军事上的失败实际上也暴露出中西文化存在的巨大的差异，以及在中西不同教育观下培养出的人才在适应近代化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鸦片战争后，形成了一批“经世派”学者。经世致用，是伦理一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也是封建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崇高信条，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思想会有一定的变化。一般说来，在社会处在危机之中，统治阶级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文人士子的忧患意识就会被激发出来，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关注国计民生，以求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经过鸦片战争，清朝由盛转衰，社会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由前期“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的道路。其中最早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他们在教育方面，抨击科举使“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此人才所以日下也”。士习衰恶，人才枯竭，“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由此经世派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他们主张改革传统教育，在四书五经的教育内容之外增加西方的“长技”教育，由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之路。其中魏源曾经建议延请西洋工匠，舵师教习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广东两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选拔制造驾驶人才，视同科举出身。这是近代较早提出改革科举，要求将实用人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主流的议论，虽然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但影响是深远的。这种由现实出发主张改革科举的思想潮流是对传统教育观的重要突破，也是在近代教育中要求废除科举思潮的先声。在此之后，到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创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校，这些学校不再为科举考试培养后备军，而在教育内容侧重于“西文”“西艺”，并且在教学的组织形式上，这些新式学堂还仿照西方实行了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制度。可以看出在洋务时期的教育中，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上都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可以说虽然在鸦片战争后，改革派提出了不少改革主张，但很多只是一种思想，直至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学”的主张才成为现实，所以说，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是从洋务教育开始的。到19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教育下培养出的人才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