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乐故事:文艺青年“撕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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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男演员中，能成为某类角色代言人的并不多，两只手绝对数得过来。所谓“代言人”，指的是当我们为某类银幕角色寻找扮演者时，他们总是第一个跳进我们脑海。反过来理解也行：他们往那儿一站，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和解释，那个角色就活脱脱出来了。葛优——城市雅痞：李幼斌——军人或干部：陈道明——帝王将相……一个演员能做到这一点，既有其以往经典银幕角色的影响，也与其本人的气质息息相关。
在他们当中，今年还不到四十岁的耿乐，大概是最年轻的一位。从1994年主演第一部电影《头发乱了》开始，耿乐就被视为“文艺青年、摇滚青年”的最佳代言人。难得的是，20年过去了，他身上那种边缘、叛逆、不妥协的感觉依然没有被磨灭。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系的耿乐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强烈敏感。在前不久举办的“魔力”当代艺术展中，耿乐展出了自己最新创作的装置艺术《不，好，意，思》，四副作品分置在展馆的四个角落，安静，不起眼，存在的最大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被人忽略。耿乐说：“‘不好意思’在现实社会是很难生存的，尤其在演艺圈，吸引眼球更是重中之重，怎么能往后退？怎么能隐藏自己？参展的作品，都想呈现在画廊的中心，恨不得周围要清空，要打上灯，就为了体现它，为了隆重而瞩目地呈现。《不，好，意，思》藏在角落里，你很容易忽略它，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也许你没注意它，但你离开场馆的时候，在你的视觉印象里，会有一种似曾存在的感受。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止杀令》里止不住马跑
虽然被贴上“文艺青年”的标签，但耿乐一直没有放弃过尝试新的角色。3月22日即将上映的《止杀令》，耿乐在片中扮演成吉思汗的侍卫官刘仲禄，这是他第一个大银幕古装角色。
耿乐介绍：“成吉思汗大军已经打到中亚以西很远的地方，刘仲禄一直跟随他。大汗觉得打得再远，哪怕征服全世界，人还是会死。他听说中原有一位高人丘处机，有长生不老药，便派侍卫官刘仲禄去取。刘仲禄拿着大汗给的虎头金牌和诏书，从西征前线带着一支马队，日夜兼程赶往中原。”
刘仲禄在山东见到丘处机，好不容易说动他出山，于是一行人再掉头往西追赶成吉思汗的队伍。丘处机当时已经年逾七十，不能骑马，只能坐车。一行人走了两年才到成吉思汗大营，可这时大汗早就打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丘处机说：“我不走了，我走不动了，让大汗来见我。”可是大汗不肯放弃已经打下的疆土，便商定大汗驻兵不动，等丘真人来。
丘处机见到成吉思汗，却说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一个人得“顺应天，生老病死，该什么是什么，不能滥杀无辜。”丘处机冒着自己被砍头的危险，终于说动了成吉思汗，令他不再西征，班师东还，从而避免欧洲更多国家的生灵涂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言止杀”的故事。
汉人刘仲禄史上确有其人。因为成吉思汗连年征战，征服了许多民族，所以在他的蒙古骑兵队伍中，汉人并不鲜见。刘仲禄擅长制造弓箭，得到大汗的赏识，后被调为近身侍卫。刘仲禄武功高强，精于骑术，这对耿乐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止杀令》拍摄期三个多月，每天在片场，耿乐几乎都是穿着盔甲在马上度过。
耿乐觉得很奇怪，刘仲禄在片中这么多骑马戏，《止杀令》导演却从来没问过他会不会骑马，就是觉得他行。耿乐以前拍戏也骑过马，心想这部戏可能马术部分难度不高，以前的经验足够用了。
进组拍摄第一场戏，就是刘仲禄和他的马队千里迢迢从西域赶到山东，在那里他们第一次见到大海，人和马均兴奋不已。“沙滩上，十几匹快马一字排开，迎着朝阳飞奔。第一场戏就拍这个大家既没在一起拍过，他们也没见过我骑马，根本不管。刘仲禄是头儿，所以他们还给我挑了一匹最快的马，我必须一马当先，还不能落在他们后面。导演说预备开始，那马就冲了出去。我的那匹马特别聪明，站的时候就有点站不住了，轻轻一点，就奔了出去。真是好马，不像旅游景点的马，拍着屁股都不走。”
耿乐特别紧张，他从来没骑过这么快的马，而且这跟以前骑马有很大不同，以前是朝前跑，这次是由着马儿在海滩上撒欢。耿乐暗暗叫苦：“这哪儿是人骑马，这是马想把我往哪儿搁就往哪儿搁啊。”摄影机一直对着他，他还不能把紧张表现出来，咬着牙做出一副欢欣愉悦的表情。演耿乐部下的，不少都是内蒙专业骑手。因为沙滩深浅不一，有些马儿的蹄子倒不过来，一个趔趄就把骑手摔了。耿乐说自己运气不错，胯下那匹马从来没有“马失前蹄”。
经过三个月的相处，这匹头马成了耿乐最亲密的朋友，他对它是又爱又恨：“三个月天天骑马，马越练越好，可就是这样，我还是勒不住它。这匹马本来也是调得很好，但有个毛病，不爱停，起步特别猛，刹车不灵。飞奔起来以后，它高兴了，根本拉不住。本来跑300米就够了，结果它都跑出画了还不停。我拉缰绳拉得浑身大汗，手指头生疼——后来又跑了300米才停下来。我下马脱盔甲，浑身湿透。”
打戏实打实
除了骑术，耿乐还在《止杀令》中奉献了从影以来最多的打戏。佘少群在片中饰演丘处机的弟子，西行路上一直追随师傅，他和耿乐的对手戏最多。耿乐说：“进组第一场打戏就是我和他，他拦着不让师傅走。我就说，大汗的铁骑谁敢拦？俩人就动手了。”
耿乐虽拍武打戏不多，但以前在电视剧中，也算舞过刀弄过枪。余少群武打戏拍得更多，比如《新少林寺》《功夫咏春》等。可《止杀令》里的打戏，一开始却让他们很不适应。在一次对打中，耿乐一刀砍下去，余少群本意用剑挡，没想位置没拿捏好，把手送了上去，当场血流如注，后来还留了疤。
耿乐说：“《止杀令》的武指是韩国的，他对动作的要求很不一样。我和余少群以前拍戏，都是和香港武指合作比较多，比较习惯这一套：到现场先套招，然后配合镜头给反应，剩下的动作由武行做。这位韩国武指不是，他要求演员全是实打实。套招要套，但后面基本上希望你从头到尾打下来。先全景拍一遍，再近景一个个拍动作，拍得特别实。后来我就说，这样不都是演员自己在做吗？他说对啊，我们的风格就是要真实，不要做成香港武侠片的感觉。后来拍全景，我们提意见说为什么不用替身做，替身会比我们做得好看。武指特别认真的说：看得清楚脸！”
由于毕竟不是武行出身，要把一整套复杂的武术动作一气呵成，对耿乐和佘少群来说，并不容易。可既然武指要求了，他们也只能兢兢业业地做。后来有一套动作实在太长，才不得不分解成四组。
这几年，古装动作片在国内观众中的口碑不太好，耿乐却对《止杀令》抱有信心，他觉得：“说来说去，不管哪个类型的电影，故事和人物好还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如果没故事，画面再绚丽、场面再大也不行。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真实的，能把自己带进去的故事。”
挑战极品腹黑男
电视剧《那样芬芳》中的极品腹黑男林超，是耿乐演艺生涯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面角色。“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一直想做原来没做过的，演原来没演过的，我觉得这样才有意义。演员应该多挑战、多拓宽，老演自己轻车熟路的人物也没意思。”
刚拿到剧本的时候，耿乐并不知道自己的角色。看完剧本，他理所当然觉得弟弟林越是给他准备的——玩摇滚的好青年，这活脱脱就是上大学时的耿乐啊。还剧本的时候，耿乐开玩笑说：“怎么又让我演摇滚青年？”谁知制片方认真地告诉他：“找你是想让你演哥哥的角色。”
耿乐事后承认，当时自己确实犹豫了一下。“这么遭人恨的角色……”可后来他想到，“要是演林越这不是又回去了吗？再说了，我不是一直想找反差大的、有挑战的、连自己都觉得很难完成的角色吗？林超不是正好都符合这些？得了吧，挑战一把，演林超！”
头一次演坏人，耿乐对人物做了深入的心理分析。“林超是大众意义上的坏人，可没有一个坏人会觉得自己是坏人。他做的事情必须符合他的心理逻辑，他自己要觉得合情合理。不可能说，他都唾弃自己要做的事，可他还偏要做。所以必须从心理上，对人物的行为合理化。只不过林超做的事情，作用在另外两个角色，林越（郭京飞饰）和芬芳（宋佳饰）身上，太害人了，观众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太过分了。”
在耿乐看来，对白虽然是剧本写好的，但怎么说是由演员决定的。同样一句话，心理出发点不同，说出来的感觉也不同。说话时的眼神，说话时的态度，这都来自于演员的创作。耿乐的宗旨是，他要演一个真实可信的坏人，绝不演“贴标签”的坏人。耿乐坦言，以前曾有人找过他演反面角色，但他觉得那种没有心理依据，一味十恶不赦、无恶不做的坏人，没意思，就没接。“我可以演坏人，但脸谱化的坏人很无聊，跟脸谱化的好人一样。”
为了演好林超，很多关键场次耿乐都会跟导演安建反复沟通。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林超，跟剧本有较大不同。剧本有场戏，林超为了跟董事长女儿结婚，无情抛弃芬芳。他对芬芳说：“你忘了我吧……”芬芳声泪俱下，从工地上拿起一根木棒要打林超。林超跪在芬芳面前，同样也是涕泗横流。看到这里，耿乐觉得有些不太对，他对导演说：“林超怎么会觉得他这么对不起芬芳呢？在观众看来，故事进行到这儿，可能希望做了这么件负心事儿的林超，能够跪在芬芳面前忏悔。但我觉得从林超的角度，他不可能这会儿就觉得对不起芬芳，要不然后面他就什么坏事都干不出来了。”安建听了觉得有道理，最后这场戏被改成：黄浦江边，林超从车上下来，没有下跪也没有哭诉，就是冷冷地对芬芳说，“对不起，你忘了我。”——这么一改，耿乐觉得分寸和火候就对了。
耿乐说：“演员有这么一句话，当你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不能在表演当中批判这个角色。这样才能演出人性的复杂。”但即便如此，林超的还是超出了耿乐所能承受的极限。林超的太太发现他以前的日记，问他跟之前的芬芳啊宋颜啊，到底有事儿没事儿。林超脸不红心不跳，告诉他太太：“我跟芬芳什么事儿都没有，她那个孩子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演到这儿，耿乐都没法淡定了，他问导演：“这戏怎么演啊，你瞧他这词儿编的哟……”安建循循善诱：“首先他必须这样，他要招了，咱们下面就编不下去了。不过照这样说这么多理由，确实也太那个。这样，你先听你太太说，到了最关键点，你就轻轻自嘲一句，‘没有’——就完了。你这个‘没有’一说出口，后面再补充什么，都顺理成章了。”耿乐频频摇头：“导演，我都被你教坏了。”
结果这场戏演完，所有人都跑过来对耿乐说：“哎哟喂，真想大嘴巴抽你！”只有安建一个人叫好：“这场戏咱们就要拍出这种感觉！”
导演决定剧组的气场
《那样芬芳》讲述的是围绕在宋佳饰演的芬芳周围发生的故事，这是耿乐和宋佳的第四次合作。刚刚拍竣杀青的《九年》是耿乐和宋佳的第五次合作。谈起和宋佳的“缘分”，连耿乐自己都啧啧称奇：“一般两个演员能有两三回合作就算不浅的缘分。我俩合作过这么多回，我的天！”不光合作得多，最近的合作连题材都近似，《那样芬芳》和《九年》都是现代婚恋题材。这样的合作，会不会很难擦出新的火花呢？耿乐说：“关键是我俩合作每次导演都不同，不同的导演会让整个剧组的气场都不一样。这特别有意思，一个剧组就像一个人，跟导演的个息相关。我跟宋佳虽然合作过这么多部戏，但都是不同的导演，所以每部戏感觉都不一样：因为导演不一样，所以演员的状态也都不一样。其实在现场，导演是演员的惟一观众，只有他来评判你的表演准确与否。一个导演怎么搭这个班子让演员用哪种风格来表演，我发现在不同的剧组是不一样的。有些导演喜欢你过一点，有些喜欢你生活化一点，有些是你觉得自己已经很生活了，可他还会要放下放下再放下，不要痕迹；有些注重画面，有些注重台词。”
在耿乐看来，安建导演就是十分注重台词的导演。可能是学文学出身的缘故，安建对演员的台词要求近乎苛刻，必须一字不差。每场戏开拍之前，他会让大家在他身边围坐一圈，所有演员对台词，他闭着眼睛听。只要有一个字说错了，他不用看剧本，立刻就能知道。有时演员较真，“就这么一个字，我不说或者多说，有什么关系呢？”安建就会认真的跟他解释，你这一个字的错误会导致说话的引申的含义不同。耿乐对安建导演的这种精确性十分佩服：“有时候表演是这样的，你说的顺嘴了，说多了说疲了，你常常就感觉不到语言的精确性了。反而是听的人能听出引申的内涵的不同意思。安建导演就有这种台词敏感度，精确到每一个字。”
摄影师出身的张黎，转做导演后拍摄过很多年代戏，《九年》是他少有的现代题材作品之一。张黎以前导演的影视剧，镜头的构图和用光都很讲究，但拍《九年》的时候，他一反原来的镜头语言，要求摄影师肩扛摄影。摄影方式的不同，改变的不仅仅是画面的构图，连演员的表演也随之一新。耿乐说：“我在现场没看到过三脚架，摄影机都扛在摄影师肩上。导演喊预备开始，摄影机就上肩了。其实演员和摄影机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如果机器固定在地上，那意味着画面范围基本是固定的，你的表演就只能局限在它给你的框里，你的动作不能出画面，出去就拍不到了！有时为了提醒演员，甚至会在地上标记号。没有三脚架肩扛摄影，等于摄影机会根据你的表演随时运动，那意味着你的表演没有了束缚，你想怎么演怎么演，想怎么动怎么动，摄影师永远跟着你。”
现在演父亲只能“蒙”
作为一名演员，耿乐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在片场他永远会像一个猎人那样，时刻清醒而敏感地捕捉着所有能为他表演所用的细节。耿乐说：“我一直觉得，影视是方方面面都得好才能好，单独一个好是不行的。我拍戏这么多年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哪怕服装师、道具师给你一个准确的服装或道具，哪怕外联制片找了一个特别准确的场景，那个场景就是你看剧本时脑子里想的，那个戏有时你不用演都对；但如果场景不对，衣服不对，你还是你，但你就不会演了，这其实跟你的演技没关系。虽然我们看一个电影，又能出声又会挤眉弄眼的是演员，总是最能吸引人注意。可事实上，一个画面里不只有演员，他背后是场景，身上穿的是服装，手上拿的是道具。所有这些一起才构成视觉影像，虽然它们不会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呈现，有时可能还在焦点之外，但它们对故事和人物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即将播出的电视剧《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耿乐饰演一名帅气多金的机长，该剧明星荟萃，囊括了陆毅、耿乐、郭京飞、秦海璐、吴越等多名实力演员。《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围绕黎家仨子女的婚姻展开，他们分别代表1980年代三种不同类型的婚姻。耿乐至今单身，不过对于把握角色在婚姻中的状态，他倒觉得并不太难，“只要有过情感经历，这个不会太难，不会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没结过婚，但谈过恋爱吧，没离过婚，但总失过恋吧。这些情感经历可以借鉴，虽然可能跟结婚、离婚不完全一样，但也不会差得太远，你照猫画虎也行。”
真正让耿乐犯愁的是，他饰演的向东海和前妻有个孩子。“让你演一个孩子的父亲，你没有女儿，你怎么演？这不像别的。没有孩子，你就没有体验过那种为人父母的情感。我就只能观察别的父亲对女儿什么感觉，照着演。好在这个戏的导演姚晓峰有女儿，我有什么就问他：你平时怎么跟女儿交流啊，你内心深处怎么样啊——但这也是资讯，是学习，不是内心、骨子里的体验。”
后来耿乐把自己的困惑跟一个有孩子的演员聊，想得到些指点，对方说：哎哟，这个真没办法，当父亲的和没当过父亲的人的区别就在于当父亲看到孩子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父亲的眼神是什么样了——这说了跟没说一样。耿乐无奈：“这个只有过几年再说吧，现在只能‘蒙’。”
耿乐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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