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艾滋病人的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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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介绍：
孟林――
民间感染者组织“爱之方舟”的负责人。他社会活动频繁，却拒绝直面镜头，甚至总是“墨镜+遮阳帽”的装扮。十多年来，他有双重身份，两个名字。
他，是国内感染艾滋病毒发病后活得最长的艾滋病人。
确诊被感染以后……
199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萧瑟的冬日渐进，我的身体愈发地糟糕：腹泻、持续发热、周身淋巴肿大、皮肤溃疡、体重下降、四肢无力、视力和记忆力急速减退――一切都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自从确诊以来，我便独自承受着艾滋病给我带来的阴影和冲击，这其间我不止一次地选择过自杀，我常常告诉自己，我没有昨天，更没有明天，我只能为今天苦苦地挣扎。
我在内心深处隔绝了一切，苟且于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混沌黑暗的世界里，在这种近乎自虐式的孤独的旅途中，我又何尝不渴望一声关切的问候，哪怕它是来自魔鬼的我也会感激涕零。可是我却什么也得不到。我只有怯怯地窥视着这个世界，像只饱受伤害的羚羊，时时警觉着。我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一边诅咒着阳光下的每一张笑脸，一边酗酒、赌博，过着醉生梦死、行尸走肉的生活。
夜晚，在迪斯科舞厅，在不断变幻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中，我疯狂地摇摆，仿佛只有这个时刻，我才可以真正地忘却一切烦恼。我不断地透支着自己，我甚至渴望在疯狂的摇摆中飘然而去，永远不再醒来。永远……
可是，我却活下来了，成为了一具真正的活着的僵尸。
终于，我承受不住自己了。我需要医生的帮助，我需要向家人坦白这一切。
于是，1996年那个春天的早晨，我住进了佑安医院东南角紧邻太平间的一间小屋里，一排五间，墙壁上布满了斑斑剥剥的霉斑，只有我一个病人。这一天，我被数不清的全副武装的医生折腾了一遍，那情形叫我深切地感到了世界的末日，感受到了隔壁太平间的冰冷和阴森。我忍不住开始放声大哭，直哭得昏天地暗。我想，这里一定是我生命中最后的驿站了。
但是，我仍旧活了下来，而且一直活到现在。
逐出家门，却割不断对家的思念
每当春节来临，所有的人都欢欢乐乐地忙碌着准备回家过年了。我也在忙碌着，却不是为了过年，而是在忙着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籍此来减轻喜气洋洋的节日所给我带来的寂寥与孤独。
十几年了，我早已经无家可归！
1996年的春节，我将我的病情告诉了我的家人。就在那个凄冷的大年初二的夜晚，我带着几件简单的衣衫，被逐出了家门……
从此以后，我再也未能和父母一起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春节。
还记得农历1996年大年三十晚上，也是我离开家整整一年之后，就在新年钟声即将敲响时，我疯了似地往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跑。
跑到了家门口的时候，我戛然止住了脚步，我抬起的手臂悬了半天也没有勇气敲打家门，只能任凭泪水挂满我的腮边！这个时刻，我多么渴望妈妈恰好出来，把她亲生的儿子接进屋里，让儿子不再因为艾滋病而流浪啊！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我无法承受推门而入那一刻家人的惊恐和尴尬，他们，绝对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在家门口驻足很长时间后，我转身又跑到楼下，站在寒冷的冬夜里仰望着我家窗户散发出来的柔光和温馨，那痛彻心骨的思念击碎了我所有的企盼，转身离去时我就发誓永远不再回去了。
在以后的每一个节日里，我几乎都是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等节过完了，再悄然潜回北京。在最孤独最无助最想妈妈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跑到妈妈每天晨练的公园里，躲在远处看着母亲的身影，但是，近在咫尺却没有勇气相见，那种痛彻心骨的思念外人很难想象。
现在，我同家人的关系基本解冻了，但父母亲都已作古，那个令我魂萦梦牵的家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2007年春节，我资助的艾滋病遗孤亮亮让我决定留在北京，我答应和我一样无家可归的亮亮，春节期间好好带他逛北京。
侄儿在节前打来电话，说让我在他们家过大年三十，一起吃年夜饭。
我带着亮亮一起来到哥哥家，吃饭的时候，无论谁劝我也坚持滴酒未沾，我唯恐喝了酒失态，也许会痛哭一场。饭后为了缓解气氛，我还特别跟嫂子和我的侄儿为亮亮讨了压岁钱，而后急匆匆离开了。这顿饭，嫂子做了很丰盛的饭菜，她的招呼也特别热情，我想，嫂子这是在替母亲为儿子洗尘，让儿子永远不再颠沛流离！
徐妈妈，我生命的明灯
农历1995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拨通了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咨询热线，这个电话号码在我的抽屉里已经封存了很久很久。我竭力保持着平静的语态向值班医生诉说了我的情况，我说，我要见徐莲芝。值班医生很友善，让我不要着急，告诉我她会立即帮我联系徐莲芝大夫，并让我过半个小时再打电话过去。
然而，我退缩了，半个小时后，我没有将电话再打过去……
经过反反复复的犹豫，第二天晚上，我终于鼓足勇气又将电话打过去，电话那端传来的是令我永远都无法忘却的慈祥和关切！接电话的正是徐莲芝妈妈！徐妈妈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一再嘱咐我不要着急，告诉我她会帮助我想办法的，并约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在医院门口见面。后来我才知道，大年三十晚上徐妈妈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医院，初一又等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再次将电话打过去。
大年初二的早晨，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我早早便赶到佑安医院，躲在医院大门口斜对面的车站旁，我徘徊了良久，就像个被通缉的逃亡多日的小贼，在自首前做着最后的艰难的抉择。我不断地将遮阳帽压得很低很低，透过大大的深色墨镜，窥视并竭力躲避着每一个与我擦身而过的行人――尽管出门之前我对着镜子确信自己不会被熟人认出来。
此时，佑安医院的门口，一位老人也站在寒风中默默地等待着，她是那么的安静，就像一位母亲在企盼着儿子的归来。
四十分钟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拖着铅一样沉重的双腿移向医院的大门口。徐妈妈微笑着迎面走来，老人家其实早就注意到我了。她迎上来，一下子拉住了我早已快要冻僵的双手：“我叫徐莲芝，你就是孟林吧。”我也抓住了徐妈妈的手，抓住了希望！一股久违的暖流迅速传遍我了我的周身，嗓子眼一阵哽咽，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接下来，徐妈妈拉着我的手一边往医院的院子里面走，一边责怪我为什么穿的这么单薄，嘱咐我一定要多穿些衣服，千万不要着凉。老人家始终拉着我的手，穿过空荡荡的楼道，走进空荡荡的诊室。她没有穿白大褂，没有戴医用手套，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然后悉心为我检查着身体，帮我安排各项住院事宜。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徐妈妈慈母般的关怀和勉励下，我与艾滋病进行长达十几年的博弈。在我被我的挚爱亲朋遗弃的日子里，是徐妈妈给了我生的希望。她鼓励我，安慰我，她嘱咐我千万不能感冒，叮咛我要加强营养，她告诉我信心是最好的药物。她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每当天气有变化的时候，徐妈妈都嘱咐我及时加减衣衫。
徐妈妈让我战胜了自己，走出了内心的阴霾。2005年，也正是徐妈妈的建议和支持，我才毅然投身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
我仅仅是活着的动物标本
生活中的我，其貌不扬，放在人堆里轻易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小心跑进艾滋病防治的圈子里来，一晃整整三年了，生活也因此变得不那么平静。从未想到艾滋病竟令我燃烧起理想主义激情，让我不遗余力地奔走于各地，接触成千上万的病友和工作在艾滋病领域的各界人士。
但是，我不是名人，甚至很反感别人把我划到“名人”堆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感染者，充其量是一个活着的动物标本。我出来工作只是想告诉更多感染者，你们看我活了这么年了，你们现在可以有机会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抗病毒药物了，所以更要好好活下去。至于我所做的工作，我更多时候只是喊了一些要求政府和社会进一步改善感染者治疗和生活现状的口号而已。
如果不是前年电视台偷拍导致我曝光，我可能早就回到生意场上去了，现在的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就这么一路走下去了。虽然已经从过去纯粹的激情走到现在半职业化的状态，但是我依然很反感把艾滋病工作当成做秀，过多的名利融进艾滋病防治的圈子不是什么好事情，遭殃的只会是那些深藏于社会中的感染者以及更多潜在的感染者。
艾滋病人孟林的BLOG
blog.省略/menglin2801